看宋朝士大夫如何用《春秋》借古象“今”的尊王攘夷
10—13世纪的宋朝君臣士大夫，面对着与己并立的异族政权，在自古贵华夏，贱夷狄思想观念的笼罩下，普遍地呈现出紧张焦虑的心情。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孰为“中国”之君，孰为藩夷之臣；孰为王道正统，孰为霸道僭越的命题始终萦绕着宋人。
为了缓解这种紧张而焦虑的心情，他们通过为《春秋》作说，并为之议论，甚至依据自己对春秋之学的理解，对古之帝王和政治加以评论。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借《春秋》叙周朝诸国事之“尸”，还宋朝合理存在之“魂”罢了，这里的“魂”当指赵宋天子的王道正统和中国之君地位，以区别于周边蛮夷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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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朝的局势使文人士大夫思想涌动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在做学问时，基本上沿袭了唐中期以后的啖助、赵匡等人的治学思路。他们摒弃了汉代以来的校字、训诂、唯古代经典是从的治学路径，这种路径主要表现在对原来经典的阐释，一篇仅仅上百字的经文，动辄延伸出上万字的长篇大论，繁琐而复杂的论述在宋人那里变得不是那么受追捧。关于这一点，我们翻看史料，尤其是宋人关于春秋学的解注，便可窥见一斑。他们开始打破“疏不破注，注不驳经”的限制，在疑古惑经的心情下，开启了自由解经的时代。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们面对诸多异族政权林立的现实格局，与他们心中的历代流传的“天无二日”的理念产生了激烈碰撞。如何从理论中寻找赵宋政权在道德与价值上的至高无上性，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因此宋儒将目光投射到春秋之学上。《春秋》作为历史资源中的经典被宋人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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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朝，经常受到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侵扰，以“天下”福祉为己任的宋代文人士大夫们对此深有感触。他们通过著书立说，诠释经典来表达着对国家的关切，对时政的忧虑，抒发着自身的见解和主张。正如宋鼎宗先生所评论道：“故时儒治学，虽志在穷经，以徹天人之奥蕴，然欲争千秋者，必先争于一时，故于家国之忧，又岂能释而不顾。”而《春秋》及其三传成为了那个时代借古喻“今”的前沿阵地。
宋代春秋学之兴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宋艺文志的记载中，以春秋类的著述最多，居诸经之首。有姓名可考者达154人，205部，无姓名可考者著作22部，不录著者23部。在如此繁多的春秋学类的著作中，无一例外地都在述说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天下”情怀，而这一情怀，集中地体现在宋人祭起的尊王与攘夷的两面大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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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在其“春秋说”中评述周桓王与郑庄公的交恶时写道：“不书王师败绩于郑，王者无敌于天下，书战则王者可敌，书败则诸侯得御，故言伐而不言败。”周、郑交恶的结果早已成历史定局，即周王被射中，铩羽而归。胡瑗在这里却有意为王师的败绩做掩护，他认为不能用“败”字去定论交战的结果，因为周天子是无敌于天下的，书“败”则显示出诸侯的强大，即“书败则诸侯得御”；而书“战”则表明周王战胜了郑庄公，却有悖于历史史实。于是用“伐”字既保存了周天子的颜面，又不悖于历史史实，可谓两全其美。
在宋太祖、宋太宗为了夺取对幽云十六州的控制，屡次北伐辽朝失败的历史背景下，胡瑗做出如此的评述也就不难理解了。与其说是为周王师的败绩做掩护，不如说是为宋王师北伐辽朝失败而挽回颜面。现在我们已无法体会胡瑗在评述历史事件时的心情，也只是推测而已。胡瑗是本着一字定褒贬的态度，来挽回至高无上的“天子”颜面，说得有点隐晦。而吕祖谦则对左氏这条记载直接提出了批评，“周，天子也，郑，诸侯也。左氏叙平王、庄公之事，始以为周郑交质，终以为周郑交恶，并称周郑，不责郑之叛周，而责周之欺郑，左氏之罪亦大矣。”显然，吕祖谦认为左氏的这条记载违背了君臣之道，打乱了君臣之间的秩序，因而归罪于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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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左氏续传说》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即：“左氏生于春秋时，为习俗所移，不明君臣之大义，视周室如列国，如记周、郑交质……”吕祖谦是南宋人，面对国家疆域收缩和金人步步紧逼的现实，强化并严厉着君臣秩序，这也许是找回偏安江南一隅朝廷自我尊严和地位的有效镇痛剂。
另一大儒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篇，在宋人取长葛一事中说道：“长葛，郑邑，天子所封，非宋人可得取也。”是说长葛是周天子给郑国的封地，宋国人夺取它是非法的。这里隐含着一个名分的问题，即周天子的赐封之地，诸侯是没有资格擅自夺取的，或者套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的秩序不能乱，孙复藉此强烈地表达着尊王事君的观念，正是这种强烈的尊王事君观念，《春秋尊王发微》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史载：“仁宗嘉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三使司张方平等言：故国子监直讲孙复著述《春秋》之说四十余年，并钞录到所撰《春秋尊王发微》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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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对他的学说如此评价：“不惑专注，不为曲说，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象，而推见王道之治乱。”朱熹也认为：“观其（孙明复）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得圣人意思。”孙复是较早开启宋代春秋之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当时颇具盛名，或许正是这种推言治道，见微知著的治学路径吸引了大批文人学士。
二、文人士大夫们通过对春秋学的发挥提醒王朝自强
北宋前期的文人士大夫们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家的自强方面，通过对春秋学的发挥不断提醒着中原王朝的至上唯一性，努力地撑起“中国”的尊严，使其在历史的想象中不断地延续下去。直至靖康以后，皇室南渡，宋人收复中原失地的理想开始名正言顺地占据了他们的思想世界，春秋之学依然是文人士大夫们表达这种思想的重要阵地。
如生活在两宋之交的胡安国，著《胡氏春秋传》三十卷，文中强烈地表达着攘除夷狄（金），一雪前耻的愿望。其中有庄公元年“秋，筑王姬之馆于外”条。意思即周天子将女儿嫁给齐桓公，令鲁国庄公主持婚礼，而此前鲁庄公之父鲁桓公被齐桓公之父齐襄公所害，故齐鲁为仇雠之国，因此，庄公将王姬之馆筑造在城外迎接齐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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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仅以筑王姬是合于礼仪，但筑王姬于外不合于礼仪进行了简单论述。而胡安国针对此条议论到：“今庄公有父之仇，方居苫块，此礼之大变也，而为之主婚，是废人伦灭天理矣。《春秋》于此事一书再书又再书者，其义以复仇为重，示天下后世臣子不可忘君亲之义。故虽筑馆于外，不以为得礼而特书之也。”
显然胡氏并未拘泥于《春秋公羊传》的解说，而是在有所意指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鲁庄公之父蒙尘何尝不是在影射宋朝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北上之事，希望宋高宗君臣不忘国恨家仇，以期望实现为徽、钦二帝雪耻的愿望，这一切通过春秋大义的笔法呈现在世人面前。无独有偶，定公十四年条载“五月，于越败吴于李，吴子光卒”条，胡安国云：“然则夫椒之战，复父仇也，非抱怨也，《春秋》削而不书，以为常事也，其旨微矣。”“父仇”的思维在这里依然占据了他思想的中心地带。
春秋大义的阐发给他一雪靖康之耻的心绪打开了一道门隙，以舒缓愤愤不平的压抑感。胡安国在其传序中也表明此著旨在“尊君父”“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宋鼎宗则对胡氏春秋之学的时事背景作了简明的分析：“惟其亲历女真之祸国，钦徽之北掳，是以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此分析也相当中肯。如果说胡瑗、孙复只是以古映今地含蓄表达着自己的思想观念，而韩元吉则以春秋大义的尺度作为衡量历史的标准，试图剪裁出与己思想观念相符合的历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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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三国志论》中直截了当地表述道：“史之法以记事为先，然其大略不可以无春秋之道义也。”“夫吕后以女子而擅汉者也，其国与主犹在也。武废其国与主称周矣。何以得纪于唐乎。是大失乎春秋之意者也。”汉、唐之事也成为了宋人眼中的镜子，并以此整理着他们关于宋朝王道正统的思想观念。由以上所述观之，这种以春秋史、汉唐史为镜，通过深度挖掘历史经典加以阐释，有明确指向地表达着自己对国家与王权认同的思想理路，似乎在宋人当中普遍流行。
总结
春秋之学已经成为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以古裁“今”的标尺，他们将其奉为矩镬，春秋大义中尊王攘夷的一面在他们那里发挥到了极致。两宋之交的叶梦得有言：“春秋之法，莫大乎书王于正月之上，盖正朔所自出，所以王天下者在此。”
南宋的黄仲炎言：“孔子之于春秋……愤夷狄之横而贵中国”。实际上，宋儒通过治春秋之学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心向周天子的情怀，而宋代士人心目中的周天子只不过是赵宋皇帝的替身而已，透视出了他们尊宋黜夷的思想理念，凸显着赵宋王朝的大国优越地位和道德价值上的至高和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