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川人口锐减，除了张献忠肆意屠杀，谁才是川祸的始作俑者？
“四川南部死于张献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遗之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遗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如上所论：造成明末四川百姓锐减的因素除了张献忠、瘟疫、虎灾之外，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名为“摇黄”的组织。实际上，正是因为“摇黄”对川北和川东十余年的摧残，才使得张献忠轻松进入四川。而且，“摇黄”亦曾为张献忠指点过入川的道路，这也为后来张献忠熟门熟路地入川提供了先决条件。
注：四川盆地北有米仓山、大巴山，西有青藏高原，南有云贵高原，东有武陵山脉，几乎是一个完全闭合的圆形。自古由中原入川，无外乎经过川北与川东。自四川成都北去，可经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穿大巴山入汉中，再自汉中经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穿过秦岭山脉进入渭水流域的关中政权，史称“千里栈道，通于蜀汉”。此一路，川北广元最为重要；自四川成都东去，可乘船经长江水路过重庆、奉节、宜昌进入湖北。此一路，奉节所属的夔门最为重要。（川北和川东的大体范围是如今的广元市、巴中市、达州市、南充市、遂宁市、广安市、重庆市）
川北与川东图示
“摇黄”这一组织本是崇祯初年自陕西来到汉中的高迎祥和饥民王大梁所率领的起义军，后来因为明军发兵围剿，这部分义军除了被高迎祥带回陕西之外，余下的都逃入了秦岭和大巴山中。这些残兵由于兵器不足，故而多拿棍棒作为武器，被时人呼为“棒贼”。因为实力微弱，残兵们从不敢正面对抗官军，但是他们却敢抢劫过路的客商自肥，或裹挟独居的百姓入伙。久而久之，他们便成了气候。其中势力较大者有中斗星黄龙、摇天动、整齐王张显、夺世王王友进、逼反王刘维明、争天王袁韬、争世王杨秉允、行十万呼九思、镇天王白蛟龙、黑虎王高、顺天王梁时正、黄鹞子景可勤、小秦王王光兴、活阎王马朝、薛仁贵陈林等十五人。在这十五人中，尤其以摇天动和中斗星黄龙势力最大，余下十三人都听他俩指挥，故而此十五家又被合称为“摇黄”。
摇黄起义军
因为“摇黄”势力微弱，所以他们常常避开明军大部队去骚扰四川盆地的边缘城市。彼时明军正将精力用于围剿陕西起义军，无暇顾及“摇黄”。但是随着高迎祥等起义军自山西突破黄河天险窜入湖北（1634年），两方遂开始接头。于是，高迎祥等人便在“摇黄”的带领下，欲攻略四川为基地，并派张献忠等人为先锋分兵三路入川。此时明朝大局还未糜烂，为防止流民窜入四川，明廷相继调发女将秦良玉，川将张令等人严加防范。同时，在崇祯帝的部署下，陈奇瑜、洪承畴、卢象升、熊文灿、孙传庭等明军精锐部队纷纷尾追、围剿起义军。如此，高迎祥众人前后受阻，遂将义军分三路自勋阳突围：一路奔河南，一路奔淅川，一路奔商洛山。
明军围剿起义军图示
谁料，明军统帅陈奇瑜亲率精锐不顾劳累连续追击起义军，并连胜十余仗，将起义军自竹山、竹溪一直追撵至今安康市平利县。高迎祥屡战屡败，乃窜入死地车厢峡（安康平利县狗脊关），中斗星黄龙与摇天动亦在其中。后来，起义军假装受抚逃出生天，但是“摇黄”之众却并未跟随高迎祥等人逃回陕西。“荥阳大会”后，潜伏在大巴山的“摇黄”之众为了表示自己是正牌起义军，乃自称“摇黄十三家”。
荥阳大会：1634年，冬。各路起义军自陕西再次窜入河南，并云集荥阳共商推翻明朝统治的大计，史称“荥阳大会”。
荥阳大会
随着后金和中原义军的连续打击，明朝统治已经岌岌可危，许多市井流氓以及无赖之徒纷纷混入“摇黄十三家”，“摇黄十三家”掌舵的大小头目开始受到新入伙的地痞流氓的教唆。同时，也正是因为前文所述的入川行动，使“摇黄十三家”看清了四川之地不仅城池无备、官军怯弱，且其地富庶之县颇多。于是，“摇黄十三家”便频繁地进出川北和川东。此时的明军正将全部精力投入中原围剿李自成和张献忠，又经常战败，无力亦无暇顾及“摇黄十三家”。此外，“摇黄十三家”以大巴山为根据地，顺利便出山掠夺，不顺则退入深山，四川官兵无奈之下，只能北守广元、东守巴巫来阻止“摇黄十三家”进入川西和川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张献忠攻入成都建国。川北和川东本来山多地少，摇黄之众又不事生产，百姓遂陷入粮荒，最后竟到了《蜀龟鉴》中所说的“十不存四、五”的地步。
张献忠败亡后，大约过了66年，即公元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一次，康熙召见老家是四川遂宁的户部尚书张鹏翮(he)，问道：“明末时张献忠兵在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鹏翮答：“无有记其事者。”康熙又问：“尔父八十七岁，张献忠入川时约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你问明缮折进呈。”于是，其父便将自身的经历和调查的结果，编纂成了《烬余录》，书中记载道：“今统计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