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

现在而今眼目下，这专家实在是太多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今天的专家这样说，明天的专家那般言，不是弄得来听众们是一头雾水，就是无所适从，比如说，“最好少用空调，实在不行就用扇子”，这真可谓条条是真理，句句为废话。

我是不迷信专家的，很早以前就知道一件事，60年代，一位老者去故宫参观，硬说展馆中摄政王载沣的照片不对，但又说不清楚是谁，却坚持要展方更换，工作人员万般解释不通，遂请来专家，援引了无数个理由以示照片的正确无误，但老者就是不听。

工作人员急了，难道专家还不如你？你比专家还熟悉他？老者听了如喃喃自语的说道，“当然，他是我爸爸”，原来，这老者是末代皇帝溥仪。

从骨子里来说，他实在不是一位能执掌朝政之人，他很爱好天文，出使德国时，自费买回大量天文方面的科学仪器，天天地望着星空，观察星象，哈雷彗星、五星连珠、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都出现在他的日记中，

溥仪曾这样说过他的父亲：“如果能生在新社会，他会在天文台高高兴兴看一辈子星星”；可以想象，如果在太平盛世，他没有这王爷头衔的话，也许能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也未可知。

可惜，历史将一个本无意从政的他推到了前台，在慈禧逝世前的指定下，儿子溥仪继位，他成为摄政王，担起了重振清王朝的重任。

上任伊始，他便要杀已成气候的袁世凯，心态一贯平和的载沣为何一上台便要杀重臣？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于他来说，戊戌政变时，正是这袁世凯告密，他的二哥光绪被囚瀛台，可以说，这权势熏天的袁宫保与他有害兄之仇。

而且他也知道，如果不将权力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来，袁世凯是他最大的威胁，他在朝廷中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但是，袁世凯的人缘极好，虽说现在都说他会投机，善于巴结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有很强能力之人，包括很多满族权贵对他都是赞赏有加，视为能支撑危局的不二之人。

于是，为之说情之人源源不断，加上载沣多年为慈禧办差，养成了谨小慎微的处世原则，本人性格又优柔寡断，最后的结果只是将袁世凯削职回家，罢其所有职务，也为后来袁世凯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廷无法调动北洋军，载沣只能又请出袁世凯来处理，谁知这袁大头迟迟不动，找各种借口来拿捏清政府，直到载沣辞职后方才出山，此时的袁世凯掌控了清廷军政大权，而载沣也结束了自己的为政之路，回家做了个闲人。

成为一位散淡之人后，他就如一名隐士般的淡出了江湖，从此，世事与他再无关联，他只守着他的本心，任天边云起云散，看门前花开花落，怡然自得的过着自己的平静生活。

对载沣的评价，后世是分为两截，前期为政之际，被指为无大器，少魄力，缺智慧；而对他后期的作为是大加赞赏，特别在民族大义上，那更是被赞为楷模级的人士。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满清贵族商议推举载沣为首退走关外，重回“龙兴之地”以同民国对抗，载沣在会上一言不发，保持沉默，这一分裂祖国的动议遂告破产，国家避免了一次大分裂，至少是又少了一次流血的征战。

袁世凯称帝，他一句“胡闹”便打了总结；张勋复辟，儿子宣统又被扶上皇位，遗老遗少们弹冠相庆，“大清回来啦”，北京城上空一派的喜庆气象，旧衣店的戏服都被一抢而空，而作为遗民首要头目的载沣却大门紧闭，依旧是一句“胡闹”，对此漠然至极，仿佛与他没一点关系。

日本侵华，扶持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他怒斥儿子是汉奸，坚决不与之同住沈阳，面对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毫不动心，坚信儿子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并坚持在北京居住，保持了民族自尊和人格的完美。

他热心教育，先是利用王府屋舍，出资创办竞业学校；新中国建立伊始，他率先将家中规模庞大的藏书和文献，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并主动将王府捐献给国家作办公之用，一家人搬到一小胡同中居住。

考虑到载沣一家没有其他收入，周恩来总理特令给予一万元的补偿费用，按照市场价折算成四万斤小米，谁知这载沣转身就把小米全部捐献了出去……

载沣是1951年逝世的，时年69岁，他经历了大清国、北洋政府，民国和新中国四个时期，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这一段从乱到治的整个过程，因为他是一位有着开阔眼界的高人，所以，在人生的走向上，从未有过偏离，使他在清王朝灭亡后能安享晚年，也是为数不多而得以善终的爱新觉罗子孙。

他是清王朝最后一任摄政王，有人说，大清王朝是兴于摄政王，也是亡于摄政王，前者指为清朝定鼎中原的开国元勋多尔衮，后者当然是指载沣。

满清入关，顺治帝年幼，全赖摄政王多尔衮筹谋国事，最终是将明朝灭亡，入关作主；而满清末代，宣统帝年幼，被摄政王载沣一通地折腾给整没了；这个从表象上看，的确如此，但如果细究起来，这载沣还是很冤枉的。

载沣执政时间仅有区区不到三年，上台他所操心之事就是全力进行立宪，希望通过君主立宪的方式，效日本皇室千年永存，以保持皇家崇高的荣誉和根本的利益。

但是，从利益来说，他在处理“铁路国有”的事件上有失当之处，激起四川“保路运动”的发生，在调集武昌军队前去镇压时，又造成武昌空虚，爆发了武昌起义。

这一连串的事件，最终酿成清廷的覆灭，所以说，他对清王朝的灭亡是有重大责任的，于是有人戏称其为“清廷中最大的内鬼”，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他是在大清的下坡路上，狠狠踩了一脚油门的人。

载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位宅心仁厚之人，他反对一切暴力和以铁腕来对付民众，他也看出共和是大势所趋，但站在他的立场上，当然要维护清廷最根本的利益，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远不是个人能力的强弱能决定全国格局大势的走向了。

他的特性是不留恋权势，他自号“书癖”，书房中高挂他自撰的对联便能说明问题，联书“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从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他散淡的性情，然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在对待处理汪精卫问题上的宽容和大度，这是他真性情最直接的表现。

早期的汪精卫作为同盟会的首要人物，亦是铁血干将，他策划并亲自实施在什刹海刺杀载沣的行动，结果事败被擒，他自知难逃一死，在狱中吟下了那首万人点赞，慷慨激昂的诗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刺杀当局最高人物，这在任何时代都是要判处极刑的，严重的还会被诛杀九族，满门抄斩，但是，载沣仅以汪精卫是“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对这个要他性命的年轻人仅判了个永远监禁了事，不久后干脆将其释放了。

从对待汪精卫一事上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就全国来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但载沣所言所行的，却并不是长期所受教育中，“越是这样的时候，反动势力就要疯狂的反扑”，而是采取怀柔政策，说他是智慧也好，说他是被迫也行，然而他并没有以硬碰硬，以屠杀对付革命党人热衷的暗杀，这也是同他性格中的善良是有极大关系的。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

这是他所持折扇上所书的白居易诗句，此诗名为《对酒》，很长，而载沣就只撷取这四句来抒怀，看来他是很欣赏白居易后期随遇而安，笑对人生的生活态度，也是他处世的准则。

官方对载沣的态度很是尴尬，，作为封建时代的王爷，自是不宣传为宜，于是，将其前期为政时的作为，统统归结于无能力挽救腐败的朝廷，如性格软弱，难当大任等等是他的标签，其形象是定格在“目光短浅，不学无术”的小爷上的。

当然，“革命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却又并没有将其归于“顺之者”之列，而是以无能就一言以蔽之，所以，前期的他，依然是一个在历史洪流中，被冲刷到一个角落中小丑般的人物。

而对他后期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之举，也少有人提及，尽管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多个场合，多次对他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也被相关人士视而不见，将这一页轻轻地翻了过去。

在历史上，人们热衷宣传的是我党对他儿子溥仪的成功改造上，而对载沣的宣传几不见一词，甚至至今还有所偏颇，比如前一时间很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的载沣展示得也很是异样，以至于现在极少有人能知道一个真正的载沣。

识大势，顾大局，激流勇退，安于寂寞，当是载沣的本色；而一切以民族为上，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行为乃是其行事准则，他大智若愚、进退有度、忍辱负重、顺天应时，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现在我们应该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了！

载沣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