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自古帝王都，为什么唐朝之后，长安再未做帝都了呢？
政治中心东移，北部边境威胁集中在东北方向
汉唐之时，国家的边境威胁大多集中在西北方向，比如匈奴、突厥，大多是西北草原的游牧民族。此时建都长安，不仅能够有着优越的地形保卫国都的安全，还能够保持对西北地区的战略威慑，同时方便兵力的调集。
但是五代之后，随着西北方向突厥的灭亡以及东北方向契丹的崛起，国家的防御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北方向。此时再定都长安，京师虽然有山河之险，但是在军情传递以及兵力调动方面必然处劣势，如果在中原腹地屯驻重兵，由于中原地区远离京师，很有可能会酿成新的藩镇割据。
长安、洛阳虽云故都，然地险而隘，去东夏辽远，故汉之吴、楚之七国，唐之山东、河北往往强悖，良亦远而难制也。
此外，唐朝灭亡后，关陇贵族集团逐渐消失在历史舞台上，而新兴的利益团体大多发轫于中原，比如北宋赵匡胤的功臣集团，出于靠近自身利益所在地的原因，唐以后不定都长安有着更加现实的考量。
经济重心南移，漕运愈发重要
唐朝安史之乱时，北人南迁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南方的经济开始发展。唐朝中后期以后，国都长安对于江南地区的物资依赖更加强烈。由于关中耕地条件的恶化，京师粮食供应紧张，每逢大旱，连皇帝都要就食洛阳，甚至在贞元二年发生了因长安缺粮而导致禁军骚乱的事件。
为何连京师长安都会缺粮？
首先是漕运的变迁。随着黄河中下游生态环境的变化，黄河航运的优势不再明显，甚至连大船都难通行，运粮十分不便。其次是运粮的成本过高，从江淮地区到长安，不仅路途遥远，且险滩遍布，三门峡的砥柱更是加剧了航运的危险，《水经注》记载：
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杰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正是由于航运距离遥远再加上航运危险，漕运成本过高，加上中途耗费，以致“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如中宗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
更为重要的是，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愈演愈烈，皇帝诏书如同儿戏，各个地方的节度使俨然成为一方诸侯，经常截流运往长安的物资，导致长安赖以依靠的江淮赋税重地时断时续。此后王朝定都，为了不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直接定都洛阳，开封，方便物资的转运。
常年战乱导致长安城破败不堪，帝王之气尽失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关中地区在唐朝及其以前长期人口过载，引起长安及其周边关中地区森林资源过度消耗，河渠水量减少，叠加唐中期气候转冷的自然因素，致使长安及其周边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土地承载力下降，不能够支撑数百万的人口生活。
此外，安史之乱以及随后的五代十国混战，长安饱经战乱的摧残，致使城内“宫阙萧条，鞠为茂草”，长安的荒凉可见一斑。黄巢起义后，朱温成为叱咤一方的军阀，逼迫唐昭宗东迁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长安在经过此次摧残后，基本上成为了一片废墟。
北宋立国之后，长安在行政上被降级，城内一片荒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直到宋神宗时期，司马光还说“关中饥馑，十室九空，流移之民，道路相望”。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城市本身还是关中的条件来看，长安在唐之后都已经失去了作为帝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