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周采取分封制,即封邦建国。也就是说,西周的对匈奴政策,其实是北方诸侯国各自的对外政策,并不具有充分的由中央统一指挥的特性。而作为和匈奴直接接触的人,北方的众诸侯国,能够做出比较切实的反应。
严尤说“周朝得中策”,肯定的便是各诸侯国的因地制宜。对于北方的众诸侯国而言,抵抗匈奴不仅是他们作为诸侯的使命,更是他们为了自保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匈奴想要南逼,为了保护各自封地的北方诸侯,自然要做出些实绩。然而他们各自为伍,缺少统一调度,因而在采取抵抗匈奴的措施时,站在整个周朝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匈奴政策的执行效率并不算高。
而东周虽然承袭了分封制,但诸侯间相互攻伐频繁。北方众诸侯不仅要抵御其他诸侯的攻击,还要提防匈奴侵扰,对付匈奴就更加费力。
到了秦朝,汉人贾谊在《过秦论》中曾提到,“(秦始皇)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为了抵御匈奴,秦始皇采取了修筑长城、屯兵边陲的政策。这一举措虽然将匈奴拦在了疆域之外,但秦朝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
严尤说“秦朝无策”,因为秦朝本想通过修筑长城而一劳永逸,但实际上却将百姓逼向深渊。得不偿失,尤其是失了民心,又怎能说不是“无策”呢?
到了汉朝,大汉对匈奴采取的政策经历过比较大的转折。汉初,由于秦的暴政和秦末战争,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为了尽快走出秦的阴影,汉初诸位皇帝都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而为了减少战争的发生,为了争取到更稳定的社会环境,汉朝对匈奴采取了温和政策。联姻成了大汉和匈奴间极其重要的政府沟通。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匈奴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生出和中原王朝叫板的心思。而汉朝国力恢复,甚至迎来繁盛,腰杆硬了,自然就敢对匈奴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了。
西汉后来与匈奴兵戎相向,国力支持是一个原因,匈奴步步紧逼是另一原因。且从之后的几百年来看,汉朝更多时候都是在被动地回应侵扰边陲的匈奴。严尤说这是“下策”,确实是对其政策的一个贴切总结。
自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就是中原王朝的死对头。为了和这位对手抗衡,中原王朝想出了各种策略。从效率和效果上来看,严尤的那句“周朝得中策、汉朝得下策、秦朝无策”,不失为是对三朝政策的一个恰当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