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漫的女作家”庐隐：天纵英才，一生穷困潦倒

庐隐曾说，“我是世界上最怯弱的一个。”

矛盾却说，“她是‘五四’的产儿。是觉醒了的一个女性。”

在三十年代，她与冰心齐名，如今已是尘归尘、土归土，宛若隔世。

她的生命之灯，燃烧了短短35载之后熄灭了，如今文学的火星只是稀疏燃动，与她在世时大起大落的悲喜，觥筹交错的进退，似乎根本对不上号。

她的文字，是过于伤感了，而她的人生却像夜空中不断燃烧急速飞旋的彗星，无尽黑暗之中始终有她一抹急切的光亮，正在试图刺破着什么，却又无能

1899年立夏前一天，庐隐出生在福建闽侯县。

家里经济宽裕，父亲是个举人，她之前已经有三个哥哥，父母正好盼着女儿出生。结果，还真得了一个女儿。不巧的是，她出生这一日，外祖母正好去世。

庐隐那不识字的母亲觉得这是一种不祥之兆。母亲不算迷信，但两重血光之灾加在一起，她不由地怀疑起来。然而，怀疑事小，从此庐隐也成了母亲眼里的“灾星”。

没有母亲的疼爱，庐隐从小在一堆仆人中长大。

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母亲觉得厌恶至极，置之不理。后来是奶妈把她带回自己家里调养，才捡回了一条命。

祸事还没完。

父亲被任命为长沙知县后，突然想起了自己还有个女儿，想见见她。于是就命奶妈把庐隐抱回来。哪知庐隐才回到自己家，就哭闹不止。父亲只想见见乖巧的女儿，哪料到庐隐是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他被哭得心烦意乱，人又正好临湖而立，便一把拎起庐隐，将她扔进了水里。还好一个听差救了她。

或许是人作恶，天不容。父亲早早就去世了。年轻的母亲只好带着孩子们投靠了哥哥。

舅父是个勤快人，在朝廷里是农工商部员外郎，又在太医院兼职做御医。宅子宽敞，鸟语花香。然而，再好的东西也是别人的。母亲始终觉得，活得寄人篱下。

而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是谁带来的?当然是一出生就克死了外祖母的庐隐。她把气撒在庐隐身上，以女子不得入学为惩罚。

舅母接下了庐隐的启蒙教育。可是舅母的教育，似乎不是为了让庐隐获得真正的长进，而是为了消遣，打发无聊时光才教人识字的。

她让庐隐背《三字经》，背不出来就用竹条狠劲儿地打。

她规定庐隐要在房间里做作业。于是庐隐每天都在房间里读书、习字。偶尔向往偷瞄一眼正在玩耍的表哥们，就不自觉地一阵心惊。生怕舅母蹑着脚步走来，又挨一顿打。

每天上午十一点，舅母真的来了，她便恍恍惚惚，又怕又愁。

有时候，舅母打完了。不明就里的母亲也赶上来痛打一通。身在一个可爱的孩童四处嬉戏游闹的世界里，她却如在地狱。因此，个性也开始分裂起来，一边是极度的多愁伤感，另一边是仇人般的执拗。

这还不算完。

庐隐与婢女们住在一起，每逢家里来了什么重要人士。母亲就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那个院子里没有人，一片荒芜。她眼前是这样的景象，可耳中却又听见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那些快乐不属于她，听起来很近却遥不可及。她想，“死了，都比活着快活。”

不过，她没有放弃。

9岁时，她被送到了一所教会学校。13岁，她考上了女子师范学校。以前那个脆弱的庐隐被深埋在心里，如今她终于可以以新面貌示人了。

只不过，童年的创伤就像一根浮木，压下去不久，又会自动浮于水面。今后，当她的心海里的水蓄得越来越满时，这根浮木也越来越难以压在心底了。

因为从小被孤立，她对“集体”，“团体”这种字眼非常渴望，希望成为团体里的带头人。在学校里，她就与其他五个同学组成“六君子”团体，喜欢恶作剧，喜欢捉弄别人。

到了大学，她又有了另一个团体“四公子”。圈子之外苏雪林就曾为这个小团体着迷，因为四人中的队长庐隐特别喜欢打抱不平，四个人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

大学里的庐隐因为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又总是抛头露面做演讲，平时谈话时也仿佛要故意让不相干的人听到似的“隔了几间屋子，也可以听见”。

让她一战成名的事中，最出名的一件就是组织剧团演出，为毕业旅行筹钱。她自己写剧本，上台后演员们即兴表演，没有台词。她的演讲还为她赚了3000元。

钱够了，人也齐。毕业后，她与同学们游历日本、朝鲜，回国后更是去了30年代最繁华的奉天，天津等地。

这时期的她，像一团火球，被学弟学妹们视为风云人物、天才一族。她年纪轻、一出学校就靠着旅行这种不着疾苦的走马观花来开拓视野，仿佛她不是在旅行，她是想让自己陷入一种焦糖状的美妙体验中，在那里只有欢乐，冲锋陷阵，获取成功。

这时的她，力量强大，心花怒放，死死地压住了那根悲伤的刻着孤独与悲戚二字的浮木。

她埋葬了过去的自己。

面对恋爱与婚姻，她也是以这个烈火般的另一面示人。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热情有点不合时宜，有些过了火。

庐隐认为，爱情就是要彼此尊重，互相理解。而她相信，像她这样青春年少，风头正劲的女子，是可以为了爱而牺牲个人的精神的。

这就导致她面对感情时，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

大学时代，她一次学校活动中与郭梦良相识。工作的光环笼罩着她，使整个人显得光彩熠熠。当时，她已经有了未婚夫，是她中学时认识的一个叫林鸿俊的人。家里人都反对他们在一起，可是反对声浪越高，庐隐就越是不放手。

林鸿俊考上大学后，两人订婚了。反对消声灭迹后，庐隐也像风停息后的海浪，从沙滩上退去了。

后来她认识了郭梦良，陷入单方面的热恋后，她经常把郭与林做比较。若不是有了目的，无端的比较总会引起不良后果，况且庐隐的比较是为她自己能摆脱林鸿俊做铺垫，她选择的比对项，就成了林的自私与短处，郭的无私与长处。

这种比较，自然是越比越气人的，它的自私浓度极高，最后促使庐隐不顾亲朋好友的劝告，执意退了婚，并夸下海口，一定要嫁给郭梦良。

可是，郭梦良已经有一个妻子了，况且他也不想离婚。这当然难不倒深陷狂热中的庐隐，她查了郭梦良的家乡风俗。这种风俗表明：他，郭梦良，是那种可以娶两个妻子的人。

他们在一品香旅店结婚。

面对外界的谴责，她说，“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

不过，对外的强硬却始终抵不过亲朋毒舌的侵蚀。在自己家里，她被看做是姨太太，妾室。在朋友堆里，她也没有多少支持的声音。只有苏雪林站出来，让大家收敛毒舌，不要动不动就斥责女作家的所做作为。

可是又有谁会听呢?她随郭梦良回家探亲，郭家的人对她更是不屑一顾，冷嘲热讽。而郭自己也不愿夹在中间，因为与自己原配还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他便躲到她身边去了，对庐隐也没多少关怀。

她以为结了婚就好了，可婚姻却为她建起了一座爱情的坟墓。她在北平，尚可称作他的妻子，一到了别的地方，她就成了千夫指的人。两年的婚姻生活里，她始终没有因为自己的一腔热情换回哪怕一点温暖。

以前她总是能得到的，可谓呼风唤雨。可在感情这个世界里，她输得一塌糊涂。

或许是她太自负，太盲目了?

或许是为了让她冷静一下。婚后两年，郭梦良因伤寒去世。

留下了庐隐与刚出生的女儿。

她迅速从极热遁入了极寒之地。失去恋人的她经常酗酒，酒醉后就开始大哭，任凭情绪的侵蚀。浮木最终浮上了水面，给她一锤重击。

独自喝酒让她觉得自己像个酒鬼，呼朋唤友能掩盖这种错觉。那时的她经常带着酒去找石评梅。她去找石评梅当然是因着同病相怜的目的，石评梅当时刚失去了高君宇。

两人经常畅饮与于陶然亭，醉了就痛哭。石评梅或许没料到，悲伤中酗酒，与朋友的欢快畅饮，只能让人麻醉，醒来还是痛苦，无可救药。不久，石评梅去世。

庐隐悲痛至极，为好友写下长篇祭献之辞。

她彻底孤独了。不过外界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们对她的评价是“烂漫的女作家”。

人生中最孤寂的那几年，她写下了《心灵潮汐》、《曼丽》和《归燕》。时间总归是一剂良药，孤独也并非一无是处，经过两年的修整，她的灵魂总算是回了窍。

褪去了火的激燃，她还是显出真正属于她的美来。楚楚动人，小家碧玉，仿佛经过淬炼一般，变得更晶莹剔透了。

1929年，她与大学生李唯建相恋。她比他大9岁，相识于清华。她与他创造出了68封情书，后来也集结出版了。学生时代的花枝招展，并没有帮她获取更宽阔的人生路。她与当时的一部分女性一样，辗转在各所学校之间授课，并没有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或许那时候留给女性的生存空间本就很窄，更遑论发展空间了。

与李唯建结婚后，讽刺声依旧不绝于耳。可她现在知道该如何应付了。不是积极地反抗，而是保持沉默。婚后的她写出了《玫瑰的刺》，石评梅的死她始终记挂在心，这时她又写了《象牙戒指》。

抗战打响后，她心里的某种东西被点燃了。她写了长篇小说《火焰》与《女人的心》，这些创作中依旧听得见她在拼命压制住内心的那根浮木。她以文字鞭挞社会，鼓励女性积极行动。

但热情不是永动机，不是挂在天空中寿命数十亿年的星辰，它总会消失的。或许是与大学生结婚，让她多了一重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想象着与他一起浪迹天涯，之后又与他一起隐居深林，过一辈子童话式的生活。

这种生活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现实。但对于庐隐来说，是幻想。

李唯建是个诗人，有烂诗人的脾气却没有伟大诗人的豪气。毕业后，他找了几次工作，但都觉得工作太过枯燥乏味，有一段时间是闲赋在家，无所事事。两人有了孩子之后，一家四口的开支反倒全落在庐隐身上。

直到一年后，他才通过刘大杰介绍，到中华书局担任编辑。

但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庐隐为了分解自己的苦痛，选择了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打麻将。她以前就喜欢打麻将，如今则是通宵达旦的打麻将，还赌钱。李唯建当然也不愿呆在家中，围着两个孩子转悠，他经常溜到街上闲逛，发泄情绪。

1934年5月，庐隐十月怀胎，快要生产。经济困难的她做出了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她没有去医院生产，而是花了十元钱请助产士到家里来帮着生这第三胎，结果十元的代价是她的子宫被助产士刮伤了。虽后来被送进医院抢救，但因失血过多，不治而亡。

庐隐去世后，李唯建很痛苦。他怎么也想不到她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而很多人也无法理解，如果不结婚，她应该会活得好好的。就像大学还没毕业的石评梅那样，有当老师的酬劳，也有稿费收入，她应该活得更好。

但她没有。与郭梦梁结婚后，纷繁复杂的指责与现实生活的羁绊，也让她怀疑过自己为什么要结婚。

可如今，她不再怀疑了。而是想办法撑起一个家，哪怕丈夫暂时没有工作，也没有找工作的心思。

她保留着那些称谓为“情书”的专属信件，出版它，发行它。为爱情再一次的呐喊。这些难道是矫揉造作，难道就该败在现实生活的脚下?

庐隐离开了，临终前把女儿托付给他。但李唯建无力抚养两个孩子，只好将大女儿送到舅舅家，把自己的亲闺女带回四川老家。

庐隐去世一周年，他写了《悼庐隐》，发表在《文学月刊》上。

他褪去了年轻时的自负和狂热，默默耕耘写作与文学研究。

1977年，他写了《吟怀篇》来怀念去世近30年的伴侣。

海滨灵海无潮汐，故人一去绝音息。

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

4年后，李唯建去世。

当年他怀着一腔崇拜之情，娶了自己最爱的女作家。

而庐隐不理会舆论，只说李唯建是勇敢的、彻底的新时代的人物。他有着热烈的纯情，有着热烈的想象，他是一往无前奔他的生命旅程。她说，“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为他的灵光一扫而空。”

事实也的确如此。只是李唯建变好了，她已经离去，无法见证了。

热情，如梦如幻，如庐隐自身，遁入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