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怎么知道戚夫人被做人彘

吕后一气之下，将戚夫人做成人彘，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可以说是泯灭人性。但司马迁是如何得知人彘事件，并且把它记录到《史记》中的呢？人彘事件记录于《史记·吕太后本纪》，而这部传记中其实能发现不少矛盾之处，所以有关戚夫人究竟是不是真的被做成人彘还有怀疑的声音。有一种传闻称，司马迁是在民间听闻这起事件，然后才加入到《史记》中，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呢？

1、吕后时代

《吕太后本纪》对吕雉做姑娘时的情况没什么记载。第一句“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其中“微时妃”值得细品。

“微时”，贫微时，是指刘邦在还没发达时就娶了吕雉，也就是所谓的“糟糠之妻”，这样写为吕太后的一生先作了正面铺垫，暗示出吕太后当初的“低嫁”，那时刘邦一文不名还不如吕雉呢，刘邦后来发达了凭什么不该厚待吕后？他死前把皇权托付给吕太后看管更正当合理，如果交给别的妃子，众人不会心服。

“妃”，这里用了一个“妃”字，没用“妻”或“妾”，是有含意的。

有的资料直接译成“配偶”还行，若说“妃”就是“正妻”，吕雉是明媒正娶过去的，我觉得这个值得一说。他们忽略了刘邦第一个老婆的存在，把刘邦第一个老婆曹氏当成“情人”“玩物”一般的存在，这种看法明显是贬曹尊吕，吕后可以这么认为，当时的历史只能这么写，后来的史学家们不应该就这么接受。

“微时妃”的秘密就在这里，它既承认吕后是刘邦的正式配偶，又暗示出吕雉出嫁时“妃”的地位，前面确实已有一个大老婆，大老婆还生了长子刘肥。历史把那个大老婆曹氏称为刘邦在外野合的情妇，焉知不是那时官方遵从吕后意思的结果？

“微时”，贫微到什么程度？吕后作为“微时妃”捱过了怎样艰苦的生活？这都没有写。

可能司马迁就只想把笔墨都花在“吕太后”上，所以没怎么写“吕后”和“吕雉”的生活经历。但是说实话，即使刘邦还没发迹时，经常东玩西逛、东逃西战不在家，吕后的身边还有刘邦的父、兄、弟、曹氏、审食其等人，她应该不会经常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且不说刘邦是个基层老干部，交游甚广，强于普通平民，吕后的娘家也有一定经济实力。

所以这“微时”，不过是用来渲染吕太后年轻时的“苦难史”而已，可以作为人生资本讲给刘邦其他的小老婆、儿孙们听。不过在刘邦逃离家乡决心起义反秦之后，吕后经常担惊受怕倒是真的，特别是，他们刘家几个被项羽抢在刘邦先里抓去成为俘虏的那两、三年里。也正是因为那三年的共患难，吕太后后来对曹氏、审食其等人都比较好，还多次放过了刘肥、刘章父子，没有下定狠心加害，这其中我相信吕太后还是有真亲情存在的，并不总是那么狠毒无情。

还有，第一句里都没提吕太后、惠帝、鲁元公主的名字，对于编史来说，讳字不写出来，应该是不太好的作法，以至于现在还有人为“吕雉”的名字而争论。比如《三国志》开篇第一句“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这样写就比较好，史就是史，有些基本原则要考虑到，坚持住。最近海南判了一个黑老大黄某死刑，他称霸当地30年，他的名字成为当地百姓口中的禁忌，我由是觉得，古代与政治强权有关的“讳名”文化里其实包含黑社会的性质，应该是反文明的。

“雉”是“野鸡”的意思，这个名字被现在人叫坏了，但在那个时代却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如同现在人还取名“鹰”“虎”“鸽”一样。孔子还曾羡慕山间的野鸡呢，“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借野鸡叹息自己怀才不遇，吕雉的名字可能源出此处。

然后是吕后保太子，诛功臣，初封诸吕，这些都是刘邦在世时默许她干的事。这保、诛、封三件事，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为伤病缠身的刘邦死后作准备，能让吕后帮助太子安稳执政。

“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这句介绍了吕后的家庭关系。自刘邦离开家乡，又有了戚夫人等女人后，吕后和刘邦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正是通过“常留守”“益疏”等这些背景，她才有了独当一面不断磨炼的经历。吕后暗中以丈夫为人生导师，不断学习实践，进而杀伐决断，打下治国才能的基础。等到刘邦一死，她驾轻就熟，从容登上大汉王朝的舞台中央。

2、吕太后时代

赖刘邦之宠，刘邦在时，吕后没敢动戚夫人，刘邦一死，吕后第一个要拔掉这颗“眼中钉”。这是《吕太后本纪》中的记载。

《吕太后本纪》中对“人彘”事件的描写惨绝人寰，恐怕连妲己都自愧不如，吕太后此时完全是一个变态的虐杀狂形象。那种惨状，反噬到吕太后自己身上，把她唯一的儿子惠帝也给整死了。

但历史至今，不是没有人对这段惨案提出过疑问，吕太后真的有那么狠毒，干出过这件事吗？这件事里里外外值得探讨一下它的真实性。如果我们只是沉浸在事件的悲惨感受中，而不能站出来以一个冷静思考者的心态去明晰判断这件事情，就很可能被历史中屡见不鲜的谎言给成功蒙蔽。

首先，我们来看司马迁是怎么知道“人彘”这件事的。

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后当年，吕后即杀赵如意和戚夫人，后执掌皇权15年，于公元前180年死去。15年，那差不多是一代人的时间了。然后是文、景、武帝时代。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他开始编写《史记》，这时离吕太后死去已经76年了。

76年，对于那时的社会记忆是个什么概念？我想每个人都能大概揣摩一下，如果当时没有准确记载下来，或由健在长者本人口述自己的经历，很难完全相信76年前传说下来的事情还会有多少是真的。

然而76年后司马迁是如何得知人彘事件的呢？

那时官方是绝无可能存有这方面记载的，光吕太后掌权那15年完全有充足时间洗白对她不利的官方记载，包括能被发现的民间记载，假使那时存在过对她不利的记载。据王立群老师讲，司马迁是通过京城好友的口述听来的，而那个好友是听自地方官员几代口述传下来的。这就大概率会涉及到“以讹传讹”的嫌疑。这是第一层疑问。

再来看“人彘”惨案本身的嫌疑。“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戚夫人被斩断双手双足，挖去眼晴，毒哑弄聋，还能“居数日”，活上好几天，这可能吗？就是用生石灰封堵戚夫人的手、足、眼的大切口也封不住血液外流啊，她也活不了一天，更别说数日，这在现代都是很难办到的事。这是第二层疑问，人彘可能有假。

再来谈谈制造这个惨案的主角吕太后。吕太后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泄恨吗？可这时刘邦刚死，她刚登上太后之位，她的首要任务是笼络人心、稳住政权才对，戚夫人即使是她的心头之患，也不是当务之急。假若吕后真的一上台就制造人彘惨案，那朝中大臣怎么会乖乖听命于她15年？害怕、恐惧吗？他们至少会将这件事私下记载下来吧，而不是由地方官员几代口述传进都城。吕太后若真的具有这样强烈的分裂型人格，又怎么可能对百姓继续实行无为而治的仁政，让天下恢复安定？

所以吕太后的人彘惨案，其实就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差不多，只怪他们死后政权一变，敢为他们歌功颂德的人没了，进行编造攻击的人多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之时常有之恶习，“没有一个末代帝王不是坏东西”。

关于惠帝之死，也很奇怪。刘盈自小看过的杀人场面还少吗，为何看到人彘就心智大受影响？

意志消沉可以作为他沉迷于酒色的借口吗？

人彘事件后一年多他才病死，那时人彘阴影真的对他还有影响吗？

还是他本来就是因为死于酒色？

知子莫若父，他原本就是刘邦口中所说“不类我”的“不肖子”吧？

司马迁说“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如意类我”，这其中意思是很奇怪的，刘邦难道会认为自己不仁吗？“仁弱”的意思很可能就是“弱仁”，即不是很仁良。我怀疑这才是刘邦不喜欢刘盈的真正原因，他早已料到刘盈不会有好结果。

刘盈年纪轻轻，20岁前就无底限的同宫女们生了很多儿子，女儿且不说，这和那个被霍光废掉的刘贺有什么区别？可见刘盈沉迷于酒色应该是他的本性，是吕太后一惯溺爱的结果，而不是受到“人彘”事件的影响才会这样。

戚夫人和薄夫人，在吕太后面前命运迴异，令人感叹。戚夫人仗着刘邦宠爱，就忘了用脑子，一哭二闹去争太子位，让吕后早已坚定杀心，结果母子同死。薄夫人出身不好，不得刘邦宠幸，只能低头做人，反而得到吕太后同情，把她送到边郡和儿子刘恒团聚，后来竟然贵为天下太后。薄氏和曹氏是难得的受到吕太后善待的刘邦的两位妃子。

吕后求“盈”则亏，戚夫人求“如意”则不如意，这也是天命使之吧。她们包括戚夫人验证了一个大道理：争就是不争，不争就是争，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3、司马迁与《吕太后本纪》

司马迁写《吕太后本纪》，有几个非常矛盾的地方，除了“人彘”事件存在可疑外。

关于吕后人格的分裂性，写得特别强烈，但这真的具有合理性吗？古话不是说“过于人情，必有隐伪”吗？事出反常必有妖。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这是对吕后才能的正面评价，评价非常高。诛大臣虽是一个敏感问题，但肯定都经过刘邦同意，归为政治正确，所以刘邦之后历代政权不会替那些功臣翻案，也不会否定吕后的功绩。

而人彘事件是源于民间层层传闻，并被司马迁采信入史。司马迁为什么要把传闻写进正式史书？一方面，当然是的确有人向司马迁讲述过这件事情，它不是空穴来风。吕太后生前对地方封国与刘姓诸王的打压，自然会在地方培养出不少敢怒不敢言的敌人，人彘事件恰好非常符合一个由百姓私下杜撰出来的民间故事的那些特征：非常夸张凶险，爱恨分明，因果报应，因而非常吸引人，传播效率高。这正是那些政敌需要的，它能掩盖掉吕太后生前的治国功绩。吕太后死后，通过人彘传闻，反吕集团也能成功控制民意导向，让老百姓更憎恨前朝吕氏政权，同情支持刘姓政权，皇帝何乐而不听任之？

另一方面，司马迁的正统观念很强，汉武帝也痛恨吕太后害了他刘家很多人，对吕这件事上他们俩有共同点。汉武帝曾说“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司马迁把人彘事件正式写入国家文史，正好能迎合汉武帝。其实通过游历民间各地，吸收各种民间传闻来补充史料，也是司马迁编著经常采用的方式。所以即使人彘事件是传闻，也符合司马迁经常的釆编习惯。

司马迁敢揭露吕后制造人彘事件，不敢揭露吕后诛大臣，这很明显与政治有关。人彘事件是吕后公报私恨，无关武帝时政；而诛大臣一旦揭露翻案，对汉代政权会产生严重、深远的影响。所以司马迁在对待这两件事上，明显受到政治影响，故意有抑有扬。

总的来说，虽然历代学者赞赏司马迁的史家独立之精神，但根据传记内容的敏感性，《史记》还是可以分为这么两个部分进行区别对待：秦之前，和汉以后。包括秦朝和它以前的部分，司马迁可以根据所能得到的史料据实编写，不受当时政治影响。但入汉以后部分，司马迁就没有办法畅所欲言了，不可能真正做到坚持史家独立之精神，这是难以做到的。比如司马迁编写的《孝武本纪》，连存世的机会还是被剥夺了。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区别，通过两个题目《秦始皇本纪》和《孝文本纪》的不同就可以简单看出来。

我确信，吕太后如果真的狠毒，那样的狠毒其实在其他很多帝王身上，在很多普通人的内心，都曾存在过。如果人彘事件确实是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吕太后的狠毒，那就看看她的丈夫刘邦吧，其实是一样的狠毒，他就曾经将大功臣彭越无辜处死后，将尸体剁成肉酱分赐与其他诸侯王观看。吕太后的狠毒不是跟她的丈夫学的吗？

所谓夫唱妇随，吕太后真是随了刘邦，他们夫妻处理国家大事是两把好手，但处理家事却都是一团糟。吕太后为人的特点是：外事开明，内事极端。她亲疏有别，爱恨强烈，既能杀死儿子和宫女生的亲孙子，又在失去爱女后对外甥关怀备至。这就像很多人的人性弱点一样：对不熟悉的人和事特别热心，有爱心有同情心；对熟悉的亲人和事情反而吹毛求疵，特别刻薄狠毒。吕太后一生忙忙碌碌，聪明算尽，到头来己家、娘家都归于空，没有逃脱命运的定数。

【作者简介】傅安平，1974年生，湖北黄冈人，工学本科。现自由职业，业余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