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在唐朝是马匹的重要补充，当时是如何使用与管理的？

唐代，由于军用和公用对马匹的需求巨大，加之战乱频繁，损失严重，时有马匹短缺。驴以其独特的服务优势，成为马匹的重要补充。唐朝政府非常重视驴的管理和使用。驴马和牛都是大型牲畜，不得随意宰杀。这条法令证明了驴的重要性和当时政府对驴的重视。唐代对驴的管理，横向分为生产和使用系统，纵向分为中央和基层系统。

一、唐代驴的管理

1、唐代驴的中央管理系统

驴在唐代虽重要，但仍属杂畜，不可能专门为其设置管理机构，故只能将驴置于整个唐中央官府畜牧业管理机构中考察。天下公私马牛杂畜增损及簿籍由驾部掌管，驴，杂畜也，亦如之。该簿籍中有关监牧的簿籍正是前文所提及的由太仆寺汇总而来，可见驾部与太仆寺在驴的管理方面发生着联系。从牲畜的管理这个大范围来看，两者虽有一定分工且相互牵制，但并无虚实之分，驾部侧重牲畜使用方面的管理，而太仆寺侧重牲畜生产方面的管理。驾部是中央政府畜力管理和天下车乘配给的保障机构，而太仆寺辖监牧和四署，是基层牲畜生产及宫廷车乘配给的管理机构。太仆寺将畜籍汇总上报驾部，只是两部门的协作；除监牧籍帐外，天下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应由地方基层行政部门提供给驾部。籍帐的统一，一是便于驾部进行军队及车乘配给，二是驾部亦可对基层的畜力管理部门工作成效进行政绩考核。而监牧部分的籍帐大概只有第一种作用，因监牧的官员考课归太仆寺掌管。

2、唐代驴的基层管理系统

唐代对监牧中的包括驴在内的所有牲畜建立簿籍，实行量化管理，根据“死耗率”与“孽生率”两条标准线实行严格的奖惩制。若实际“死耗率”高于标准“死耗率”、实际“孽生率”低于标准“孽生率”，则惩；反之，则赏。死耗率的调整是以监牧附近私畜的死耗为标准的，如相同，则准许提高标准死耗率，估计这种“同”并非绝对相同，而是大致相同。此材料亦说明私畜的孽生、死耗也要上报官府，驾部才能掌握到“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另外，若遇到“六月飞雪”这种非季节性自然气候突变灾害，而导致牲畜多死者，须记录在案并上书奏报，上级应该会放松“死耗率”的限制。奖惩本应是对等的，但诸牧畜产“死失及课不充”时，受罚的仅是牧长及牧子，而“孽生过分”时，得到奖励的除牧长、牧子外，还有牧尉、监官。当是由于牧长及牧子是畜产的直接管理人员，故用刑法来惩罚；而牧尉、监官已属于监牧这个基层管理机构的上层管理者，畜产的盈亏只是太仆寺用以考察的基础，若其所管辖范围牲畜“死失及课不充”，则直接影响到每年的考课。

唐政府极重视驴及其他官畜的医治。尚乘局专有一奉御掌“疗马医药料度之事”且设置兽医众多，主要负责“左右六闲马”的医疗。相对来说，太仆寺的兽医规模更大，救治范围亦更广，其“设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一人。学生一百人”，负责全国监牧官畜的医疗工作。另外，牧子长期处于饲养牲畜的第一线，经验充足，某些亦兼有兽医的角色。

二、官驴的使用

1、军务用驴

驴在唐代军队中也常常用于运粮。如武德年间，幽州大饥，罗艺乃“发兵三千人、车数百乘、驴马千余匹，请粟于(高)开道”。唐代军队的用驴规模较前代更大。《通典》引《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曰：“诸营各令作异旗一放马，每队作记旗放驴。其马中夹放，驴令四面援马放，其驴马子并于驴群四面围绕驴群，知更牧放。更能说明唐朝的驴已收入军队的编制。而当时之军乃“每队五十人”，依此计算，唐朝军队中单是“在编驴”的数量就非常庞大了。

2、政务用驴

官驴在唐代的馆骚、长行坊等传骚系统中使用非常普遍。《唐会要》中有以骚驴送封印的记载，“使司定判官一人，专使勾当都封印，差官给骚递驴送省。”唐代法律对何种情况乘蜂马、何种情况乘骚驴作了界定。第一，即使贵为一品的官员，其递送之畜亦非全部是马，也有驴，但其数目相对较多；第二，从一品到九品的驴与马的配给数目的比较来看，每品所配给驴的数目都高于马，说明当时可利用官驴是多于可利用官马的，而另一方面又说明驴的生物特征及价格优势造就了驴使用的广泛性。

三、私驴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备受青睐

1、驴在唐代“行”方面的使用

举人进士都不能乘大马，一般民众尤其是商人只能“去马而驴”。驴虽为“劣乘”，但作为当时的出行工具，可谓是比上(马)不足，比下(骡或者步行)有余，在民众中适用性广。骑驴甚至成为诗人身份的一个特殊标志，驴成为特殊的文学意象。究文人何以独钟于骑驴，大抵有两个方面原因：其一是驴自身具有性情温驯、忍耐力强的优点，选择价廉实用的驴。此外，魏晋名士不羁风格对唐代文人崇驴也有一定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名士狂捐，喜标新立异，阮籍骑驴赴任者，王集、王济生前好驴鸣，好友吊孝时学驴鸣以祭之，袁淑还专门写就《驴山公九锡文》颂扬驴的劳苦功高，为驴正名。他们以为这样才能显示自己风流惆倪的“名士风度”。唐文人崇驴正是沿袭这种风尚并发扬光大。

2、驴在唐代社会经济中的使用

出行中的“劣乘”，骑者或由经济水平限制，或显示文人的不羁，或暂避灾祸，或因政策强制，凡此种种。而驴一旦用于运输，无疑成为功臣。一寺居然有50头驴，可谓规模庞大，更值得惊叹的是五台山远离深州，该寺庙可以组织起一个规模庞大的运输队驮油麻油，一方面表现了当时寺庙在长途运输中已重视驴的长运能力；另外也反映了沿途的官府或私人交通配套设施应很成熟完备，才能支撑起一个如此规模的长途运输队。驴为唐代民众的交通运输提供了方便，而无驴之人，也需要租用他人的驴来获得出行及运输的方便。赁驴业在唐代社会中颇为盛行。赁驴业为何独于唐代兴盛，而在唐前少见，唐后渐趋衰落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唐代道路交通迎来新发展。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又开辟了许多新的道路，形成了一个以城市为枢纽的道路网络。特别是骚站的广泛建立和蜂路的增加及完善。

第二，唐代商业的发达。商业的发达是赁驴业发展兴盛的重要因素，首先，“私人骚驴业”需要旅店这个交易的平台和载体，而唐代发达的商业促进了旅店业的发展，出现“东至宋、汁，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的盛况。其二，商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民众消费观的转变，使城市中的居民即使近在数里也愿意赁驴而行。其三，发达的商业经济使得商旅往来、货物运输频繁，为赁驴业提供了市场需要。第三，因驴价低廉，赁驴老板才能同时置办数量多的驴以供租赁，另外，赁驴的功钱相对较低，使得市场广阔，促进赁驴业的兴盛。而至宋代，赁驴业已成衰落之势，马既能以“不过百钱”赁之，驴当然逐渐退出这一行业的历史舞台了。

结语

唐一代，驴因其独特的生物特性及低廉的价格，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唐代的驴在军队中有着运送粮食、驮负病员等功用，在公家传递运输中有着运送官员家属及骚传的功用，在生活中作为民众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在经济上还可供租赁，在体育活动中用于“驴鞠”。驴在唐代社会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在军队和公家传递运输中的使用缓解了唐代马匹紧张的局面；其作为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方便了民众生活；其作为文人雅士的坐骑，成为唐代特殊的文学意象，给唐代文化注入新活力；其在商业上的使用，特别是赁驴业的兴盛，为陆路运输业提供新的交通工具，促进了唐代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