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内乱后，法家思想的起源与衰落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内乱不止，同时因镐京王畿附近天灾连连，加上犬戎攻陷镐京和幽王见难的影响，周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从这一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天下为止，共计549年，依其时代特质，又可划分为“春秋”及“战国”两个时期。从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到秦的覆灭，最重要的是百家学术争鸣，产生了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知识文化的传播，知识分子中出现不同学派，流派之间各执其说，从而造就了一个学术思想蓬勃的空前盛况。在社会动荡中，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们，深刻地思考新的社会统治秩序。这些被后世称为“诸子百家”的思想家们，纷纷著书立说，或广收门徒，或高谈思想，彼此之间常互相辩论。
战争纷起，法家兴起
东汉史学家班固将其分类为所谓的“九流十家”。但对后来中国历代统一王朝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儒家和法家。时代在不停的变动中，而立法者身为时代中的人，亦受到时代变动的影响。我们应了解当时的时代氛围对立法者所造成的影响。中国法律博大精深，且融合儒、法等各派学说，并以儒家学说为主轴思想，中国法律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儒家化的过程。鉴于大家已经对儒家非常了解，故本文主讲法家。
在战争纷起的时代，社会的发展有其特殊的法则。儒家德治思想，终因无法适应社会现实，而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扬弃。而以商鞅、韩非等人所代表的法家思想，在乱世之中适应了统治者夺取与建立政权的需要，逐渐地茁壮起来，盛于秦初，迄于秦末汉初之际。
法家思想成型，管仲与子产成先驱
法家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春秋前期，其核心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主张“以法治国”，管仲相齐，辅佐齐桓公，子产“铸刑书”，邓析写《竹刑》等，管仲与子产可视为法家的先驱，强调法之起源与“君臣、国家权力与机构”等紧密相连，开法家思想之先河。
《管子》包含有管仲的政治理念、经济思想、军事思想与伦理学说等等，《管子》一书的思想虽然较复杂，但是其主导思想仍是一致的，即确立上下等级之分。《管子君臣下》中可看到，立君臣，明上下，是管仲思想的核心，所以必须先“尊君”，确立了王权的根本，如此便可建立国家，明定赏罚，其次再来谈对人民的教化。至于王权的确立，管仲认为要“礼法”并用，即以礼来维护君臣上下之别，以法来让全国上下奉统治者意志而行。
法家能人辈出，成为主流
嗣后，李悝在魏国制定《法经》，一时之间，商鞅在秦，吴起在楚，申不害在韩，皆提倡法治思想与富国强兵之策，受到了各国统治阶层的青睐。过去所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礼”已经崩溃，依礼治国被视为迂腐之论。在这种情况下法家极力主张以“法”代替“礼”，以法治国，建立起社会新秩序，认为以法治国是合宜时代的治国之道，将“法”看作治理国家的唯一工具以及判定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
韩非，后期法家。糅合了法、势、术，并着重维护君主权益，宣传上占了先机，故名气和地位都是法家中最高的。
商鞅变法，秦国强大
另一个法家名人，商鞅坚信实力决定国家生存的命运，只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才能达到富国强兵，而让人民致力于耕战的有效方法是实行赏罚。此外，商鞅认为社会是发展的，古今情势不同，统治方法各异，治国之道不可墨守成规，反对“法古脩今”。
商鞅进而提倡变法，只要变法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就不必遵循旧的礼法，相反地应该跟上形势的变化，必须实行变法。在商鞅看来，只有法令昭彰，刑罚严明，方能以刑去刑，稳定社会秩序，国家富强而大治。
战国末期，韩非继承其师荀子人性本恶的观点，认为仁义礼治是有名无实的空话。因此，他要求远仁义，弃德治，治国必须抛弃仁义，随着形势的发展，治国的方法也应随着变化。治理国家所凭恃者为“严刑重罚”，否则国家只会产生“奸臣”和“暴徒”，在气力之争的战国时代，仁义不足以治国，只有尚法务实，才能使国家富强。儒家主张德治，用礼义道德教化人民。
韩非认为人性本恶，所以自私是人类本性，“自善之民”极少，就跟“自直之箭”与“自圆之木”同样稀少而不可得。既然世上“自善之民”少之又少，那要如何杜绝人民犯错，韩非认为应该“不务德而务法”，使用严刑重罚来震慑人民使不违法。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国势日渐强盛，至公元前221年完成统一中国。秦国自变法成功以后，此后历代秦王均推行法家思想，务求秦国一统伟业。秦始皇本人与他所深信的丞相李斯，也都是法家思想的忠实拥护者，统一后继续推行法家治国理念，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原则施行统治。
重法度，显缺陷，秦灭亡，儒家兴
过于偏重法家治国的结果，导致秦王朝历二世而亡，究其所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法家法治理论自身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二是秦王朝的法治扩大了法治理论的缺陷，导致了暴政的产生。秦王朝独重法家，专任法治，造成二世而亡，其失败的教训则为法律儒家化提供了机会。这也是后来法家低调，乃至居于幕后，而儒家走向台前的原因之一。
依小编之见，法可灭国，不可治国，安抚天下还需法儒结合。
参考文献：
《求古编》《国史大纲》《汉书》《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新编诸子集成管子校注》《春秋左传正义》《左传定公九年》《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唐六典》《中国法制史》《商君书》《韩非子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