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消息,是曾扬言六万人就可以把女真铁骑干趴下的王化贞,被女真人痛打一番之后,赶出了辽西。
第二个消息,是刚来兵部不久的一个小主事,突然人间蒸发了。
女真自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到“满万不可敌”的女真军队占据辽西,前面其实已经经历过了两次打仗。
公元1619年,距努尔哈赤正式和大明叫板已经过去了两年,大明的抚顺已经在留下上万人的明军尸体后,成了努尔哈赤南侵的跳板。眼瞅着努尔哈赤还要“得寸进尺”,大明在“百忙之中”抽调了一支多国部队,开始正式北伐女真。
这支部队有大明自己的十八万人,努尔哈赤的世仇叶赫部出兵二万,当时还是大明属国的朝鲜也派了二万人,当时努尔哈赤的手里大概总共有六万能战之人。从纸面实力看,大明怎么也不可能输。
但是,努尔哈赤成天抱着《三国演义》看,那里面以弱胜强的战例可不少,而且核心的战法也很简单,不过就是集中自己的所有力量,在局部战场上,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当时的大明兵分四路,努尔哈赤只逮着西路打,结果未战已定。
大明和女真的第二次交锋,是沈阳、辽阳之战。当时经略辽东的本是熊廷弼,他在辽东时,勉强把那个烂摊子刚拾掇好,他就因为一些文官的“饶舌”而被迫离开,接替他的是擅长水利的东林党人袁应泰。
袁应泰是个好人,在水利上也很建树,但是他对于军事远不如熊廷弼,他本计划主动出击,然后收复抚顺,结果他还没出门,就被女真拿下了沈阳,又把他给堵到了辽阳。面对兵临城下的女真人,袁应泰很有气节地选择了自焚。
等到熊廷弼再次被启用时,东林党又派出了他们的嫡系王化贞,前去“配合”熊廷弼。当时熊廷弼建议朝廷谨慎用兵,但是王化贞却口出狂言,结果大败而回。
有人在梳理这三场大战时发现,这三场大战的负责人,全部都是进士出身,也就是说他们都不算是“正经”的武官。而且有心人还发现,这三场大战之所以失败,除了他们本人不争气之外,和大明整体不给力有一定关系。
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明朝自万历以后,皇帝们要么比较短寿,要么不够勤勉,总之一句话,大明的当家人根本就没有当家人的样子。皇帝都对自己的家业不在乎,光顾着自己享受,那么“打工”的大臣又能有几人用心做事呢?
大臣一旦松懈了,那么基层就更不用想了,据熊廷弼给皇帝的奏章说:
当时边镇的守兵,因为后勤补给跟不上,导致他们一个个穿得都像是乞丐,手里的武器也是残缺不全,以至于他们根本就没什么斗志。一些骑兵甚至为了能不上战场,竟然把自己的马给弄得半死不活,以他们现在的状态,就是孙武再生也很难奏效。
那么大明的敌人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比较笼统的说法是“满万不可敌”,详细一点说呢,就是人家的部队大部分是骑兵,而且他们身上的装备,已经都是制式武器,而且人家当时的军备生产已经产业化。女真的当家人努尔哈赤,曾经在明朝守边大将李成梁手底下带过,自己有非常善于总结,当时的女真可以说是要士气有士气,要实力有实力,要经验有经验。
以大明的体量,如果从上到下开始奋发图强,各级领导干部团结一心,那么大明也不是没有希望,但是当时的大明皇帝都出自深宫,他们没经历过大场面,比较近的祖辈又都不怎么争气,所以偶尔有一个好苗子,也未必能起多大作用。
而此时的大明官场中,不光谈不到团结一心,还纷争不断,谁也见不到别人好,尤其是立有军功的人更容易遭到同僚的“仇视”,就是皇帝也不会对在外领兵的大臣完全放心。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兵部的小主事“消失”了,他不是怕回家躲太平去了,而是单身匹马地跑去了边关一线,他跑去看了一圈之后,并没有被边关的现实情况吓到,反而对上级信心满满的说,自己出马一定可以守住边关,当时没人愿意揽这活,于是大家就把这个出力未必讨好的活给了他。
这个小主事的名字叫袁崇焕。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没有人真的相信袁崇焕能守住边镇,更不会对这个进士出身的文人有什么期待。但是,他经营辽东之后,势不可挡的女真铁骑开始止步不前了,然后朝廷接连又收到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的喜报,就连神一般存在的努尔哈赤,也间接的死在了他的手里。
以他的盖世功勋,朝廷怎么封他都不为过,但是因为有人从中作梗,他不得不带着愤恨辞官回家。等到朝廷在立了他又陷入危机之后,他再次被征调,他没有反对,而是毅然决然地赶去了一线......然后悲剧上演,他被人诬陷,自己身首异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
金庸先生在写完《书剑恩仇录》以后,想到了这个含冤而死的民族英雄,于是写出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吸血剑》,金庸先生虽然书里没有详细写袁崇焕,心里却一直都把他当作主角。
书成之后,金庸先生感觉自己对袁崇焕的感情过于含蓄,于是写了一份《袁崇焕评传》附在了书的后面。金庸先生对袁崇焕如此推崇,并不仅仅是袁崇焕的赫赫战功,而是他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可贵精神。
因此金庸先生在《碧血剑》中说: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念、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