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为何不派军北上争锋，而要偏居江南一隅？
起初笔者并不打算反驳他，因为这确实是当下的主流思想。但回到家中后笔者辗转反侧，还是觉得有必要向大家澄清一下，那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孙权“不思进取”及“闭国自守”等话题，其实都是《三国演义》这本小说所带给我们的错觉。正史中的孙权虽然不敢说是英明神武，但这进取之心与开拓之心是绝对存在的。
下面笔者会举三个例子，也希望通过这三个例子来改变一下千百年来，我们对孙权孙大帝（开发江南第一人）的误解。
第一个，四征江夏，四征合肥
江夏在古代隶属荆州，三国时期魏吴两国皆设江夏郡，其中吴国的江夏郡内含四县（省襄、钟武、平春和南新市）。江夏郡上接长江下接汉江，自古以来皆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孙氏三代都曾到此，力求掌控此地。东汉末年，荆州太守刘表令麾下大将黄祖镇守荆州，而黄祖也不负众望，先后击败了孙坚及孙策，为刘表守住了这荆州最为险要之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遇袭身亡，孙权在短暂的混乱后正式继承江东基业并稳定了内部局势。同时，孙权将自己继位后的第一道目光就投向了江夏，而此时镇守江夏的依然是大将黄祖。
建安八年，孙权首次征讨江夏，但因为当时刘表健在且江夏兵马粮草充足，因此孙权无功而返。
建安九年，孙权经过短暂的修养后再次征讨江夏，但依然被黄祖坚持奉行的守土防御战略所击败。
建安十二年，孙权又一次令周瑜亲自领兵攻打江夏，但因为周瑜得到了一份假情报，误以为黄祖兵马粮草不足，因而大举进攻，结果自不用说，周瑜在损兵折将后不得不退回江东。
建安十三年，孙权亲征江夏，这一战孙权带上所有的家当，而且下定决心必须拿下江夏。此战进行了两天两夜，最终黄祖不敌孙权而败退。可惜的是，不仅他自己在逃跑的途中被杀，就连江夏也被孙权占领。
合肥在古代隶属扬州，因为合肥是南京的门户，占据合肥即可虎视南京，因此东吴政权对于合肥是势在必得。但可惜的是曹魏也知道合肥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曹操还是曹丕与曹叡，都对合肥十分看重，后面的曹叡甚至曾亲自带兵前往合肥助阵。
建安十三年，孙权为协助周瑜攻打南郡，便亲自领兵攻打合肥，可惜围城数月依然无法攻克，后面曹魏援兵赶到，只能败退。
建安二十年，孙权又一次围攻合肥，但魏将张辽以800勇士便在逍遥津打散了孙权十万大军，最后更是凭借坚城固守，因此孙权又一次无功而返。
青龙元年（223年，曹叡国号），孙权再次出兵围攻合肥，但因为这次曹魏已经在合肥建造了新城，而且守将满宠也提前做好了埋伏，所以孙权再次失败而归。
青龙二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同时邀请孙权一同出兵，孙权同意。这次孙权发兵十万，且兵分三路攻向合肥。此战因为孙权势大且曹魏两面受敌，因此魏明帝曹叡亲率援兵南下，经过数日激战孙权又一次兵败。
这里笔者要指出，孙权四征合肥虽然都失败了，但这只是战略上的。别的我们或许不能确定，但如果孙权真的没有进取之心，那他又为何要发这起四次合肥之战呢？
第二个，固守江东，以观天下
史料《三国志·孙策传》记载：
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知卿。”
史料《三国志·鲁肃传》记载：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
史料《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
这三句话都出自吴国的真正核心，也就是说，这三个人的思想基本就代表了大半个江东的思想。
我们一句一句的分析，先说孙策的。从字面意思看，孙策是说我适合征战天下，你适合固守江东。但换个思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孙策看来，冲锋陷阵开疆拓土之类的事情他已经做完了，剩下的任用贤能稳固疆土之类的事情就交给你（孙权）了。如果在深一层，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为，孙策将东吴交到孙权手中时，东吴的国策就已经从积极进取切换成了观望固守。
再说鲁肃的。同样从字面意思来看，鲁肃是说汉室已经不能复兴了，曹操也已经不能消灭了，为了你（孙权刚接手东吴基业时被汉献帝封为讨虏将军）着想，只能以江东为立足之地，然后再观望天下态势。同样换个思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曹操篡汉已经难以避免，我们既然打不过他，不如先掌控整个江东（孙权刚刚即位时，前有外姓叛乱，内有宗室不轨），然后以此为立足根本，再图谋天下。
最后说吕蒙的。依然是从字面意思来看，徐州（当时孙权想要发兵徐州）守军不足挂齿，如果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占领它。但徐州地势平坦，适合大军驰骋，而且我们如果今日占领徐州以图中原，那么后面必然会和曹操有直接接触。与其将七八万人用来防守徐州，不如用他们来攻取关羽驻守的荆州，到时候我们占据整个长江，形势就是一片大好。依然是换个思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与其北上与曹操争雄于中原，不如南下消灭关羽而占据整个南方，届时我们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分析完这三段话不难看出，当时东吴内部其实是不愿意北上争锋的，如果孙策还在或许能力压群雄，因为东吴本身就是他一人打下来的。但问题在于，当时的东吴继承人是孙权，是一个年仅19岁且毫无根基的“官二代”。所以，就算是孙权有天大的理想，他也得先明白现实，因为再丰满的理想也得有现实做支撑。因此，孙权虽然有北上争锋的雄心，但碍于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先处理好当前的种种现实问题，然后才能着手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第三个，内部空虚，有心无力
仔细翻看孙权的发展史与整个东吴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孙权继位后的中期与后期，一直在不断地联系海外各国及其他割据势力（最远时甚至到了辽东和南洋），而且东吴中后期的所有将军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战绩，那就是拼命的攻打山越（古越国后代）。
这里说个小故事，那就是孙权死后曾让诸葛恪（诸葛瑾之子）担任首席辅政大臣，而当时诸葛格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战绩就是三年收服数十万山越百姓，并挑选四万青壮年编为新军。
言归正传，魏蜀吴三国如果单从势力分布及势力大小上看，东吴可能与曹魏等同且略强于蜀汉。但事实上，孙权继位的初期，东吴完全是一副“烂摊子”，就文献中能找到的叛乱记载就多达六处，如庐江太守李术，庐陵太守孙辅（孙坚长兄次子），定武中郎将孙暠（hào，孙坚之弟长子），丹阳诸县的妫（guī）览和戴员、豫章、会稽之地的世家大族及山越部众等。
因此，在孙权继位的初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讨论北上争锋的事情。
另外，孙权继位时的南方与后世宋明清时期的南方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就当时来说，南方是一个非常贫穷且落后的地方。最为关键的是，因为贫穷与落后，所以江南的百姓大多聚集在州县附近（如果不聚集的话就会时长被山越所骚扰），这就导致人口居住的十分密集，而如此一来大片大片的耕地就必然沦为荒地。
孙权继位后大力发展民生，其本人也带头崇尚简朴，但在发展农业的时候孙权又碰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人口不足，原因是南方贫穷所以北方很少会有人迁移过来（除非是躲避战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权的整个中后期几乎都在大力地寻找人口及开拓更加适宜居住和生活的地方。这里笔者提到一点，我国古代最早与台湾（当时叫夷州）有往来的就是孙权建立的，而且最早通过海路与南洋诸国建立联系的，也是孙权（不过孙权的目的是为了掠夺人口和寻找财务而已）。
文章到这里就快结束了，但笔者再提一点，就是当下大多数人都以为孙吴政权的首都是南京。诚然，这的确是一个。但事实上，孙权最早称帝且定都的地方是鄂州，而鄂州位于九州要道且为三国交汇之地。如果细论的话，孙权定都鄂州，比后世朱棣定都北京还要危险。借用一句古话，当时孙权所想的，恐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
最后，孙权之所以不派军北上而偏居一隅，不是说他没有进取之心及开拓之心，而是实在受限于地理位置的困扰和残酷现实的打击，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心有余而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