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清缅战争后清朝和缅甸为议降问题交涉十多年
因此，缅甸人称中国人为“胞波”（一母所生的同胞）。这传说反映了中国与缅甸关系的久远和密切。
与缅甸的渊源和边境纠纷
到清代，中缅关系出现曲折，在乾隆朝时期发生了多次边境战事，关系时断时续，战后才建立起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清军进入昆明，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出逃，当朱由榔和护驾的200名南明军逃至缅甸边境时，缅甸官员要求南明军队放下随身携带的武器，方准入缅甸境内。
朱由榔被迫同意这一要求。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平西王吴三桂和征西将军爱星阿奉命率兵10万赴缅甸捉拿朱由榔。是年十二月抵达距缅甸首都阿瓦城仅60里的旧晚坡。缅甸派出使节表示愿意缚献朱由榔，要求清军退兵。于是，朱由榔被绑赴清军大营，清军撤出缅甸。
乾隆十五年（1750年），缅甸国王莽达拉向清朝具表，“愿充外藩，备物致贡”，高宗接受了这一要求。乾隆十六年（1751年）六月，缅甸贡使到达，高宗亲自接见，此后缅甸与清朝建立了正式的朝贡关系。
高宗又考虑到中缅边事的复杂性，刘藻未必能办好，决定调久任陕甘，熟谙筹办军需事务的杨应琚出任云贵总督，而调刘藻任湖广总督。正如高宗所料，刘藻不仅“未娴军旅”，而且还谎报军情。参军何琼诏奉命率兵800人前赴整控江防堵缅军时，轻敌思想严重，全然没把军事重务放在心上，“乃将兵器捆载行装，将弁等徒手散行，遇贼冲击，败溃奔逃”，刘藻却谎称打了胜仗，何琼诏是败逃回营，刘藻却谎报其阵亡。高宗了解实情后十分生气，又将刘藻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又将其革职，留滇效力。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参将彭雄楚收复猛笼、猛混，楚姚镇总兵华封收复猛遮。至此，被缅兵占领的地区均已收复。接着，清军又攻占孟艮、整欠、猛勇，正值此时“瘴疠大作”，缅兵不得不退。恰在此时，新任云贵总督杨应琚到达普洱，他立即奏报捷讯。高宗闻报大喜，立即下令蠲免十三土司当年的赋税和旧欠。
杨应琚自普洱回到省城，商讨下一步安排。在腾越副将赵宏榜等人的建议下，是年六月杨应琚多次奏请乘胜追击，出兵缅甸，并称他已发兵3000人到木邦境内驻扎。接此奏报，高宗“深为嘉悦”，将征缅事宜交杨应琚全权处理。
第一次征缅战争的惨败
杨应琚出征缅甸之初，缅甸也在积极备战，调兵数万，分四路迎击清军。蛮暮的新街位于铁壁关外，本为互市之所，居缅甸要冲，杨应据派兵驻扎那里。九月二十日，缅兵数千人乘船突至，并登岸攻栅，清兵奋力抵抗无效，溃逃至铁壁关。
杨应琚闻警，十一月派永北镇总兵朱仑进攻楞木，不克，乃驻兵铁壁关。缅兵4万人来攻，清兵迎战相持数日。守将李时升告急，杨应琚不理，却以楞木大捷入告。缅兵转而攻占了万仞关、铜壁关（今云南省境）。
十二月，缅兵渡江转攻户撒，后见清兵增援就稍稍后撤，杨应琚又立即以户撒大捷奏闻。是月，缅兵已入云南陇川，派人假称乞降，杨应琚许之，缅兵乘机占据陇川，杨应琚“仍以克捷奏闻”。直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高宗根据赴云南的福灵安的奏报，才知道杨应琚前此所奏“悉属虚报”；楞木大捷、户撒大捷均属虚假，并无其事。
出征缅甸的军事计划经过杨应琚的事件，理应重新审定，然而高宗被过去的战功冲昏了头脑，坚持既定方针，致使一错再错，一败再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高宗任命明瑞接任云贵总督。明瑞到任后，总结了杨应琚分别守御隘口，分散兵力的教训。提出适当减少守隘官兵，以便集中兵力，高宗同意其计划。
八月底，集结完毕，约2.2万人（其中满洲八旗兵3000人）。九月，明瑞出师，兵分两路：一路由明瑞、观音保率军，由木邦进攻锡箔；另一路由参赞额尔景额率军，由老官屯进取猛密，约定会师阿瓦。
九月二十四日发兵时，恰逢大雨，连续昼夜未停。明瑞一路1.2万人抵达锡箔江，结浮桥以渡，进攻蛮结。此时缅兵已在蛮结立16栅以拒。清军破其4栅后，其余12栅皆遁。领兵大臣观音保以“出师时已失军装，今军器日见其少，粮饷不足，恐难深入”为由，建议返回木邦，整旅再进。明瑞不听，坚持进军阿瓦。当清军行至距阿瓦70里的象孔时，因无军粮，无法再进。当得知猛笼有粮，就转攻猛笼，攻占后，才解决了军粮不足的困难。
由额尔景额率领的另一路，原计划由老官屯进攻猛密，但至老官屯就受，缅兵已在那甲设立木栅，清军不得不久屯坚栅之下，人亦多患疾病。十二月，统帅额尔景额“幽恚以死”，其弟额尔登额代其职。此路9000名清军久攻老官屯不下，又得不到明瑞一路的消息，当接到清廷令其前往支援明瑞的指令后，就仓促撤兵。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春，明瑞决定取道大山土司还师。猛笼粮食虽多，但缺少运粮的牛马，“人携数升，余皆火之”。清军开始返师，缅兵就紧追不舍。清军虽然在蛮化山取得了歼灭缅兵2000人的胜利，但是当清军到达波龙厂时，缅甸已增兵追至。
特别是缅甸派另一路军攻占了木邦，切断了清军的退路，形成了四五万缅军两路夹击明瑞所率清军的形势。明瑞当即命达兴阿、木进忠率军乘夜突围，他与观音保率数百亲兵进行血战，抵御缅兵的进攻。自晨至晚，且战且退，观音保和明瑞均自杀身亡。此次征缅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征缅的无疾而终
明瑞败死之讯传来，高宗对损兵折将的第一个反应，认为当年暂停进兵是错失良机。征缅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自己轻敌，所派出的是兵不敷用，将不得人。他并没有从中吸取失败的根本性教训，仍然主张出征缅甸。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正月，决定“今岁必须大举进兵”。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调整统帅，像明瑞这样的得力将领也遭失败，选将应更慎重。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高宗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正月才最后决定任命大学士傅恒为征缅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明德为云贵总督。
第二，调集人马。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暂停进兵”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七月再次发动征缅战争，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高宗一直在调集各路人马入滇，约八旗兵9000人，索伦兵3000人，福建水师3000人，瓦寺土兵2000人，厄鲁特兵1000人，共1.8万人，加上云南兵1.6万人、川兵7000人、贵州兵4000余，共4万余人，备有马骡6万余匹。
第三，反对议降。暂停进兵命令下达后缅甸表示愿意议降，但遭高宗拒绝。
第四，采取防瘴措施。命两广总督采购阿魏等防瘴药材3000斤。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二月，傅恒赴任，三月到达昆明，又经过4个月的紧张准备，七月征缅大军出发。这次出征兵分两路：主力由傅恒统帅9300人从戛鸠江渡河，经猛拱、猛养攻木疏，再攻阿瓦；偏师由副将军阿里衮、阿桂率领7300人由猛密夹江而上，前往蛮暮；副都统明亮、水师提督叶相德率水师3000人由水路往蛮暮，并留兵驻守各驿站及宛顶、普洱。清军主力经猛拱、猛养，历2000余里，皆兵不血刃而下，但途中多遇雨，山高路滑，兵往往枵腹宿于上淋下湿之中，多得疾病。
偏师统帅阿里衮生病，由阿桂指挥，由蛮暮江出大金江，缅兵拒守江口，被击败。十月，傅恒、阿桂两路会师蛮暮，然傅恒亦得病于军中。此时缅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会战于新街，清军获胜，并决定乘胜攻打老官屯。老官屯的缅军守御甚备，清军受阻十余日不得进，用炮轰，用火攻，挖地道，用炸药炸，皆不能破。傅恒命阿里衮率战舰列于江上，断其粮械，缅军遂惧乞降。
傅恒亦因士兵多染瘴，日有死亡，仅存军1.3万余人，只好受降并上报朝廷。高宗得报，立即下令，将“现在暂退，明年再行进兵之旨宣示于众”。清军在副将军阿桂的主持下，撤回永昌屯驻。此次征缅至此宣告结束。
漫长的交涉与关系正常化
清朝与缅甸的关系并未就此正常化。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正月，缅甸未奉表入贡即要求通商，高宗未允：“尔贡表一日不至，内地贸易一日不通。”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缅甸来文表示：“情愿送还内地之人，输诚纳贡，恳请开门。”高宗即派阿桂前往云南办理受降事宜。此次议降交涉并不顺利，竟长达11年之久。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缅甸表示“遵照古礼进表纳贡”。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高宗在承德接见缅甸使节，确定缅甸十年一贡，并敕封孟云为缅甸国王。自此朝贡往来不断，中缅关系走向正常化。高宗以征缅战争的胜利，列为他的“十全武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