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农村借贷：从关系型信用到契约型信用，农村经济发展的见证者
一些头脑伶俐、实践能力强的人们便利用这一时机，成为一批新兴富商巨贾，就在利益的驱使下，借贷活动便在他们的推动中逐渐发展繁荣起来。
众所周知，富人只在少数，大多穷人都挣扎于日常生活开销中，他们为了维持生计，最可能优先考虑的就是借贷，因此借贷便成为农村生活的常态。
唐代的农村借贷，根据放贷来源的不同，分为国家农贷和农村民间借贷两种
国家农贷是一种以诸色官仓为供给主体，为小农提供借贷的制度安排。从其发放时机来看，有从事农业生产前的借贷和灾荒时的应急性农贷。
前者又因农贷区域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情形是内陆地区的常规性农贷，另一种情形是针对戍边屯民、移民的开发性借贷。唐朝在开疆拓土的同时，大量征调内地军民戍边屯田，而政府会贷给他们种食、牲畜等。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来看，从事农业生产前的借贷出现的频率远远低于救荒时的临时性农贷。换句话说，唐代的官方农贷政策是以应急性借贷为主。其中，义仓(唐后期是常平义仓)担负最主要的灾害赈贷功能，其他粮仓则作为救灾的后备仓储，其中，“赈”是无偿的，“贷”则需要偿还。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势力式微，官府放贷功能基本丧失殆尽，于是农村民间借贷转而承担了这一政府职能。按借款来源，农村民间借贷分为无组织的私人借贷和有组织的借贷。对于前者来说，一是发生在亲朋邻里等熟人间的低息或无息借贷，二是属于商业信用的高利贷。
上述借贷均以地缘或人情因素为依托，是典型的关系型信用，并逐渐发展为农户借贷的核心。后者既有专门经营借贷、组织严密的典当、合会，又有兼营借贷、无严格借贷条规的行肆、旗亭、邸店等。这些借贷组织由城市深入农村，由内地传至边疆，对唐代农村小额融资颇有助益，其影响力不容忽视。
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借贷关系渐渐由关系型借贷向契约型借贷转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人的义利观有所改变，借贷关系中“利”开始松动，义利之间开始互渗
整体来看，唐朝前期，农贷体系中的关系型信用比较流行，到了后期不断弱化，契约型信用得到发展。主要原因有三: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唐前期，自然经济占较大比例，商品经济微乎其微，这限制了契约关系的发展，因为契约这种法律形式主要是商品流通过程的反映。进入商品流通过程的商品越多，契约关系就会越发展。唐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契约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其次笔者认为唐代的契约观念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很大。“重农抑商”和“重义轻利”在唐代初期的社会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使契约关系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再次，唐前期，中央集权体制下，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用刑事手段处理违约行为，使得借贷当事人不敢轻易打官司，这也阻碍了契约的发展。
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官方农贷无论是在时空分布、资本规模，还是在制度化方面都大有发展，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唐代国家农贷不是与灾荒牵扯在一起，就是以贫户为对象……唐代缺少一套健全的金融体系，来满足老百姓借贷资本或生活需求，官府的仓粮出举或许稍稍弥补这方面的缺憾。虽然政府贷与的粮种有时仍需纳利，但总比民间高利贷利率低些。
而这种经常性，针对小农的贷粮种子，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经济，也有不小的帮助。然而，官方农贷在实践过程中，却是一种关系型信用，这大大缩小了农贷的惠及面，弱化了国家农贷的“义政”功能。
根据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借贷文书,可知唐代农村民间借贷朝契约型信用的演进。在关系型借贷和契约型借贷的博弈中，一方面推动了唐代农贷体系信用类型的转变，另一方面，使得新兴的“富民阶层”通过借贷关系，增强了其对乡村的控制力，开启了唐代乡村自治化的序幕。
唐代整体借贷关系发展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由私人间的关系型借贷向有组织的契约型借贷转变——唐初农村的放贷主体，多是基于血缘、地缘进行偶然性、一次性放贷的地主、富商，放贷只是其“副业”。随着典当、合会的出现，唐代的农贷形式发生了变化。因为典当业是盈利性的借贷组织，通常要收取利息。
由被动借贷向主动借贷转变——以前农业金融的实施大都由天灾人祸促成，其发展，也多由皇帝颁布指令或少数大臣上朝奏议，农民大众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为政府没有健全的金融制度，民间没有集体的信用组织，所以少有农业国策和金融制度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唐代出现的“社邑”则改变了这一现状，社邑是合会的雏形，其参与者多为有血缘或地缘关系的农户，入会者虽可能暂时没有资金需求，但可未雨绸缪，具有农业保险的职能。罗愿的《新安志》记述了流行于徽州的新新安互助之社：
“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为社，民甚乐之。其后，里中社辄以酒肉馈长吏，下及佐史，至今五六十年，费益广，更以为病。”
“新安互助之社”的结社目的在于储蓄，用于将来的养老，因此具备了储蓄和农业保险的性质。
由重义轻利向利益性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往往是与名誉有关的精神境界，它更看重的是名声而非利益，即‘君子不言利。
所以不难看出这种信用文化具有明显的人伦教化的特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人的义利观有所改变，借贷关系中“利”开始松动，义利之间也开始互渗。
唐代农村借贷中的契约型信用是沟通城乡金融的桥梁，代表了商品经济的深层次发展，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唐代的农贷体系中,关系型信用不断弱化,而契约型信用逐渐增强。通常，中国古代借贷契约制度经过漫长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而唐代是契约制度的高度发展时期。
唐时民间立契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为此后宋元时期借贷契约制度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唐代农村借贷关系的契约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唐代作为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顶峰，它的借贷契约制度也得到高度发展。通常，契约制度的广泛建立，促使。唐代的民间借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发挥调节农村金融，稳定农业生产，安定农业社会的作用，同时也沟通了城乡金融。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信用的发展阶段，农户们通过借贷满足了自己的生活生产需求，甚至以此经商致富，与此同时，因为信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关系，它促进资金向投资的转化并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进行循环，因此，信用关系的深化可以促使商品经济关系的深化。
唐前期，封建国家的赈贷、赈恤在农村金融中起主体作用。唐后期，农村放贷主体由国家转变为地主阶级，其放贷形式也由赈贷、赈恤转变为直接的货币、实物放贷。因为唐前期，国家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在农业经济运行中占绝对支配地位。
政府为保证财源、兵源，将贡赋收入的一部分以农贷的形式返还给农民。唐后期，均田制崩溃，国有土地所有制衰落，地主土地私有制空前繁荣，以地主阶级的地租收入为基础形成的私人高利贷资本，取代以封建国家的贡赋收入为基础实行的农贷，于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取代封建国家成为农村的放贷主体。可见，唐代的放贷主体不断由上向下迁移，由国家走向社会，而这种社会化趋势则代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唐代的农村借贷不断由关系型信用向契约型信用演变,这种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它不仅加快了唐代农村的金融流转,，维持了小农生产方式的稳定,而且代表了商品经济更深层次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史记》、《中国通史》、《南齐书》、《新安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