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到王莽，儒家在这一时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史实难以相信

汉武帝的前中期的战争是必要的，但后期比如远征大宛则是好大喜功。后期的战争耗费导致对内部盘剥过重，于是“海内户口减半”。户口减半不是这些人死了，而是为了躲避朝廷的苛捐杂税，逃去了边疆或者深山老林，还有很大部分是投奔豪强求其荫庇。

1.《盐铁论》中的文学、贤良，不能用儒家学派简而概之。一是文学和贤良之间，所持的态度，仍有不同之处。一是当时的儒家，并不是后来的儒家，也不是孔孟的儒家，在文学的意见阐述中，他们是将儒家的孔孟和墨家的墨子，同样看作圣贤。实际上，这些文学、贤良所接受的教育，是从战国以来的诸子学说，但儒家明显占有绝对性比重。

2.汉武帝之所以没有亡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的末年，已经开始有所调整，关于轮台诏，有学者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在经过多次挫败之后，汉武帝已经不再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信心了。此外，霍光等顾命班子改变了国家大方向，也有重要原因。

3.另外，《盐铁论》中还透露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态势，那就是朝中执政大臣与底层之间的认识差异，已经不仅仅是思想观点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上下之间对于政策的效用，已经产生相当大的隔膜。武帝政策的既得利益阶层和武帝政策的受损阶层，双方的互相理解基础，已经出现动摇。

4.此外，我觉得还应该关注一下，为什么西汉会出现王莽篡汉，以及若隐若现地天命不在属汉的观念。这些东西，绝不是汉朝末年才出现的。民心虽然看起来虚无缥缈，但在谣言谶语之中，往往表达了一种社会心理。缺乏民心的王朝，就像是外部华丽坚硬，内里却开始松动的梁柱，一旦出现危机，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王莽篡汉，与其说是篡，不如说是当时精英阶层对于汉朝面临的危机，所采取的一套解决措施，当然最大胆的地方，就是连皇帝席位都要贤者居之。

史实难以相信，正是儒家势大的体现，这个时候和盐铁会议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儒家通过培养汉元帝上位，已经掀翻了汉武帝的王霸之道并一家独大了。王莽就是完全按照儒家君子的标准来表现、约束自己，才得到了精英阶层的广泛认同，进而匪夷所思的上位了。

王莽上位当然得到了刘歆为代表的一批人拥护，但不拥护他的同样大有其人，尤其是在他篡位之后，大批人不再支持他。王莽上位最重要的支柱，只有两根，一个是王家的多年政治资本，这和后来袁绍的依靠相似，尤其是掌握了军队；一个是在宫中具有影响力的王家后宫。而刘歆等人所做的，无非是将原本对汉家皇帝的不满，转变为了王莽上位的舆论。但这种篡位是明显不符合儒家标准的，因为伊尹、周公等人都没有真正改变皇位，包括霍光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霍光虽然后代被诛灭，但本人却一直没被彻底否定，甚至还有一定的褒扬。

王莽恰恰相反，如果他能够坚持不篡位，而是通过掌握相权和后宫影响，来推行自己的改革，那上限是超过张居正的。我觉得，王莽的出身和在王氏家族中的地位，很可能影响到他不能选择这样一条路。

西汉、东汉，其实不能用宋朝以后的儒家来做理解，两汉的儒家官学，其实是经学，无论在上层，还是在下层，法家学说、墨家学说、阴阳家学说、道家学说，都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与其说儒家势大，不如说是经学家族，或者说经学和官位的结合所造成的家族势力强大。对于这一点，我觉得还可以看一下崔寔《政论》，我觉得这种局面，也是三国时期，曹操、诸葛亮都选择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儒家势力大增，我个人认为是从宋朝开始奠基，并经由明清八股取士，进而将儒家转变为朝廷民间一统，儒学解读的标准化，导致儒学本身的强制性和专制性。

王莽上台就是典型的儒家君子，他是小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后来当了大地主，小地主还以为他们能沿着王莽轨迹一起混到帝国高层。上台后才发现小地主阶级真的是根本没有治国的大局观，学习孔孟经典只学其表象而无精髓，根本治不了国家，只惦记往自己能捞多少，王莽迅速被抛弃了。现在的话讲，这种人叫小资产阶级，民粹，在市场中腰包鼓了，想从政了，想国家按他的话去办。然而根本没有大局观，政策脑洞大开，看那家好也不实事求是就盲目上马。盲目中走向灭亡。

应该说王莽不是儒家尊崇的君子，但他利用了这种心理，扮演了“周公”这样的角色，然后通过舆论来帮助自己完成夺取汉朝权力的过程。这恰恰说明，整体上人们希望有这样的君子，来挽救西汉王朝的危机，这也是西汉独有的政治理念，帝王也是“贤者居之”。

阶级分析的理论，是由马克思等人，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特点进行分析后，得出的观念，事实上这是一种有具体指向的观念，将这种分析“放之四海而皆准”地用到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是需要再进行更多验证和假说的。对于社会现象，用大的概念去笼统解释，是很容易的，但经不起验证。

科学思想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提出假说，然后进行验证，没有终极真理，只有不断提出疑问，不断进行验证。被人们接受的理论，往往都是可以重复验证的，而社会科学恰恰无法这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