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作为蒙古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何能发展出技艺高超的青花瓷

早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青花瓷，可是就出土的唐青花文物来看，唐代的青花技艺并不高。两宋时期的青花技艺仍然在探索阶段，青花瓷的质量也不高。可是到了元朝，青花技艺突然从萌芽提升到了成熟阶段，近代有大量质量上乘的元青花出土。

元朝作为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因为长期的迁移，青花瓷这样的易碎品应该是不被其传统所接受的，为什么相较于定居的汉民族政权他能够将青花技艺发展到更高的境界呢？我们今天要探究的就是元朝游牧民族青花技艺高超的原因。

元朝的统一促进了汉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元朝的统一，为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加之元朝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他们的生活习俗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它民族，有时甚至是强迫接受。

元朝的社会文明，无论从文化心理上看，还是从社会习俗上看，都与其它时期有显著的区别，蒙古族九十余年別统治，时间虽然不长，却对中国传繞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与汉人的忌白心理迥异，我国古代北方许多以游牧经济为生的少数民族都有“尚白”的习俗，蒙古人也是如此。成书于元朝米年的《南邨辍耕录》中有：

“国俗尚白，以白为吉”

的记载。这种以白色为吉祥的尚白之风，对陶瓷器的生产和使用也有一定的影响。北朝晚期，白瓷不是首先产生在制瓷业基础较好的浙江，却偏偏出现于少数民族长期控制的北方，尚白的文化习俗应是——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以后的唐宋时期，白瓷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北方而不是南方，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程度深，游牧民族生活习尚影响大密切相关。纯素的白瓷，对于有鲜卑血统的唐朝帝室来说，比起宋朝帝室来更容易接受一些。

元朝是第一个以北方游牧民族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其观念习俗对中国特别是南方固有观念习俗的冲击显得更强烈。中国传统的陶瓷产品的主流恰在此时开始发生转变，正是根源于元代特殊的社会文明，绝非巧合。

由于蒙古人的尚白习俗，由于他们不像汉人一样对青瓷有殊的偏好，所以忽必烈把专门为元朝皇室和官府烧造瓷器的机构设在了景德镇而不是浙江龙泉。元世祖没有把磁局没在生产基础好，产品质量高的浙江龙泉，却设在了江西景德镇，说明了青白瓷比纯青瓷更受蒙古人喜爱。

元代官府控制下的景德镇窑，除继续烧造青白瓷外，还成功地烧出了青花瓷、兰轴瓷以及卵白釉瓷。景徳镇正是由于成为了元磁局，才增强了与龙泉窑的抗衡能力，为它日后成为磁都奠定了基础。

特别要指出的是，蒙古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并没有随元王朝的覆灭而结朿，相反地，却日益同化于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的一部分。

元亡以后，虽然有不少帝室贵族逃亡塞外，但仍有为数不少的蒙古族人留在中原地区为官或从事其它生业，他们早在明初时就与汉人：

“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

这种文化影响，在瓷器的品种方面也有所反映。元代卵白釉瓷在景徳镇复烧后，白瓷的地位日渐重要，明清两代在高质量白瓷的基础上，青花瓷器、各种彩瓷大量烧造，成为这一时期陶瓷生产的主流，背日盛极一时的竹瓷却日渐失去了原来的地位。纯素的白瓷也受到了汉族人的推崇。

如果说蒙古人入主中原动摇了青瓷的地位，为陶瓷新品种的出现提供了契机，那么色目人与青花瓷器及的关系似乎更大。

元朝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重用色目人，利用他们来控制汉人、南人，色目人不仅地位高，而且与蒙古人一样散处各地，得以自由居住。

特别是回回人，他们是伊斯兰教的信奉者，长期留居内地。回回人的文化对元朝文化影响很大，其文明是元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回人中不乏学者人才，这些学者人才一方面接受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一方面又用自己的文化习俗文明观念去影响当地居民，不同民族有了共同的爱好，那么各民族的人都会为共同的爱好所奋斗，青花瓷器的广泛应用及其发展就是显明的例子。

元青花没有像唐青花一样一闪即逝，而是在中国扎住了根，还与元青花的特质有关。龙泉青瓷釉质美丽，但烧成难度大，很容易烧成废品，因此成本高，价格昂贵；青花瓷器色彩鲜艳，原料成本低，也比较容易烧成功，因此，它一旦为人们接受，很快就发展成为产品的主流。

中外文化的交流促进了青花技艺的发展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蒙古族皇帝没有浓重的“华夷之别＂的偏见，对于外来文化比较容易接受。这一方面是由于蒙古族自身文化比较落后，缺乏较为完备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西交通空前发展的缘故。

统治西亚地区的伊尔汗国汗王是元朝皇室的近支（忽必烈之弟），伊尔汗及其后王与元朝关系十分亲密，这就为当时中国与今西亚的伊朗、阿拉伯一带的文化、经济交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中国的许多发明及政治、文化制度正是在此时西传，如伊尔汗国仿行元朝建立的驿传、钞法制度等；同时，西亚人或受召或自愿，也大量涌来中国，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唐朝。

就元代青花瓷器而言，它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和西亚阿拉伯装饰艺术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和装饰艺术对青花瓷器的影响，诸如白瓷的烧造、釉下彩绘技艺以及磁州窑彩绘图案风格等方面，久已得到公认，这里不再赘言。

元代青花瓷器，特别是“至正型”青花还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造型、花纹装饰等方面受到了西亚伊斯兰艺术的影响。元代青花瓷器的造型，特别是“至正型”花，往往型体硕大，宋代景德镇窑几乎不见这类产品，其它窑口也很罕见。

有些元青花的大盘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这种盘就是仿照西亚、南洋及南洋一带的大盘而制作的。在今土耳其、伊朗以群岛一带的居民中，有吃“抓饭”的习俗，即四至八人共用一个盘子的饭，这就需要很大的容量。

除造型外，元青花的花纹图案装饰也曾受到波斯兰白釉陶器的影响，如锦地纹、云头披肩纹、蕉叶纹以及芭蕉、葡萄、狮子、海马等纹饰，为元代装饰的重要特点。

至于青花上那繁缛细密、满而不乱的花纹装饰，也是受到了西亚伊斯兰艺术的影响才发生的，这些都与我国陶瓷传统的装饰艺术有着明显的差异。

自元代开始，彩装饰这种装饰手法的地位日渐重要，后来取代了执牛耳达千年的釉装饰手法，成为后世瓷器的主要装饰手法。

元青花是在广泛吸收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代辽阔的疆域，开放的通商政策为之创造了条件。元代社会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明朝中期以后，中国的航海业开始落后于西方，西亚及西欧文明对中国手工业及物质文化的影响也开始减弱，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也逐渐出现了被动的局面。

青花瓷外销的巨大收益促进了青花技术的发展

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海外贸易营利，元世祖在刚攻克江南，就在东南沿海地区设官管理海外贸易事宜，并按货物的粗精不同，分别课以十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捐税。公元1277年在浙闽沿海的泉州、庆元、上海、澉浦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外贸事务。

与元朝重视海外贸易的政策相符合，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又为中西贸易交通的发达提供了便利条件。

摩洛哥旅行家伊东·白图泰曾经代表印度国王山使元朝，据他的记载，中国与印度的航行交通均由中国海船承担。他曾在吉里佛港见到过中印贸易情况，这里停泊着十三艘商船，其中最大的船每艘可容载千人，安有三至十二根帆，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元朝的陆路交通也很发达，自葱岭西至西亚地区，分布着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尔四大汗国，他们名义上是元朝的宗藩，元朝在通往这些汗国的重耍城市的道路沿途设右驿站，交通十分便利。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的陆路交通由于元朝的统一重新畅开，便利了元朝同这些地区的贸易往来。

发达的中外贸易为元朝皇帝重商嗜利提供了满足欲望的机会。瓷器是元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元朝用于对外贸易的陶瓷品种很多，主要有青白瓷、青花瓷、龙泉青瓷以及一些其它种类的瓷器。

由于瓷器易碎，不便于陆路运输，所以主要以海路运往销各地。在东亚的日本、朝鲜、菲律宾、东南亚、南洋群岛，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区，都曾经大量地发现元代的瓷器或瓷片。

为了垄断外贸以及保证瓷器质量以求高利，元朝统治者将就在景徳镇所属的浮梁磁局大量烧造青花瓷器。外销赢利是景德镇青花瓷器生产的一个重要目的，可以说，外销促进了元代青花瓷器的生产和工艺的改进。

参考文献

《国史辅》

《元史》

《元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