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革新虎头蛇尾，东吴灭亡前最后的回光返照
由于东吴末代君主孙皓在史书上留下了荒淫暴戾的形象，导致后人在重读这段历史时往往对他的一些闪光点忽视不见。
事实上孙皓虽然是个暴君，但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从某些角度来看，他可以说是三嗣主中的佼佼者。
在孙权之后的三个皇帝中，孙亮前期是全公主和孙峻的傀儡，后期则是孙綝的傀儡，以至于遭到废黜；而孙休虽然一度铲除权臣夺回权力，但他沉迷经学儒术，懈怠国政，导致出现了新的权臣，而且在他执政末期东吴对外战争接连失败，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
唯有孙皓，他在位期间不仅巩固了皇权，同时还在对外战争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其实际表现都超越了前两代皇帝。
在内政方面，孙皓的手段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他重新构建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机构，为稳定政局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具体方法便是新设大量的郡县，分封诸王。
之前我们在合肥之战部分谈到过东吴兵制问题，由于孙氏政权属于外来者，需要对功臣大加封赏以达到收买人心的目的，于是便有了部曲领受制度。
军功将领们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部曲后，又以奉邑、复客为基础有了长期养兵的能力，最终便形成了袭业领兵制度。
他们世代领兵，所属的部曲从组织、训练乃至后勤都由自己负责，只在实际战争时统归主帅指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不仅导致部队战斗力下降，而且还令这些大家族得以长期垄断地方资源，形成了一个个如同独立王国般的小势力。
虽然他们势力不大，难以对中央构成什么威胁，但至少会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郡县实行有效统治的难度大为增加。而这一问题在东吴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
孙皓即位后，开始逐步着手调整地方郡县行政区划。在宝鼎元年（266年），孙皓借着乌程、永安发生叛乱一事，颁布了一封诏书，将吴郡的乌程、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四县以及丹杨郡的故鄣、安吉、原乡、於潜四县分出合并为全新的吴兴郡，治所则定在孙皓的龙兴之地乌程。
同时又从会稽郡中分出了一个东阳郡，由此拉开了大规模重划郡县的序幕。
吴郡、会稽郡和丹杨郡是扬州三个最主要的郡，也是人口、税赋的主要来源地。但与此同时，这里也是各大家族长期深耕经营的地区。
这次重划郡县，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布局，对地方势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新设的郡县必然要委任新的地方官员，而具体人选则可以由孙皓本人指定，这样便有利于中央对地方郡县的掌控，也使得资源可以逐步向朝廷集中。
后来孙皓又下令新设了安成郡、新昌郡、武平郡等新郡，如此大规模新设郡县，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正如贾谊在名作《治安策》中所说“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枝弱才会干强，孙皓此举确实是提升国力的一大良策。
在新设郡县的基础上，孙皓又大肆分封诸王，在他的三十四个儿子中，除了孙瑾被立为太子之外，其余三十三人都被封为王。其中前两批二十二位封王者都拥有三千属兵，而最后十一人封王时已经到了东吴灭亡前夕，应该只仅具有象征意义了。
也就是说，孙皓时期东吴在地方上至少有了二十二个掌控兵权的藩王。
这些藩王虽说总体实力不小，但单独来看则远不足以和中央抗衡，因此只能依附于孙皓，这非常符合《治安策》中诸侯越小越安定的思想。
另一方面，这些藩王们与州郡政府以及地方上的大家族，形成三股势力互相牵制的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为孙皓下一步的行动打下了基础。
在进行了以上一系列准备后，孙皓终于可以开始着手对东吴兵制进行整顿了，他在位期间逐渐废除了袭业领兵制度。
孙皓的第一次尝试便是召步阐入朝做官，他希望制止同一家族在地方坐大。然而这次有些操之过急，虽然他很可能并没有除去步阐的念头，但此举导致对方对他失去了信任，最终酿成大祸，而这让孙皓变得谨慎多了。
从孙亮时期开始崛起的大将丁奉，在孙皓时期愈发显赫，而在他去世后一段时间，孙皓突然开始翻旧账，追究他之前一次出兵未能建功的责任，将其全家都被迁移到临川郡。
后来镇守荆州的陆抗去世后，大量陆氏子弟遭到迁徙，而陆抗的五个儿子虽然能继续统领父亲的军队，但毕竟被一分为五，兵权相当于被大大削弱了。
阖族迁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大杀招，虽然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但让这些家族离开了长期经营的地区，相当于变成了无根浮萍，对中央的威胁就微乎其微了。
就这样，东吴的袭业领兵制度逐步走向了消亡，军队对中央的向心力也得到了增强。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孙皓又开始强化监军制度。
监军制度并非孙皓所创，在孙权和孙亮时期便有钟离牧和冯朝担任监军，但这一制度却是在孙皓手上被发扬光大的。
之前的监军并不常见，但从孙皓时期开始，监军一职便在东吴军中大量出现了。作为皇帝信任之人，监军的设立对提升朝廷对军队监控大有帮助。
在和平时期，地方军镇大多都设有监军。比如王蕃曾担任夏口监军，孙邈曾担任武陵监军。
而在战争时期，监军往往也会随军出征。比如平定交阯叛乱期间，李勖和薛珝都担任过监军，而且监军很明确地位高于其他将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监军一职的重要性。
后来晋灭吴后，晋军在统计战果时得到的数据是共计阵斩及俘虏东吴监军多达十四人，可见这一官职在东吴军中的普遍性。
监军制度的盛行成为东吴军制改革的一大重要标志，从此兵权便更加集中了。
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抛开残忍好杀不谈，孙皓在执政方面却是颇有作为，对强化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的促进效果。再加上在战场上连续取胜，孙皓开始自我感觉良好了，于是东吴的灾难也就来了。
而这就是东吴后期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孙皓执政前中期使国家得以回光返照，但此后随着他的胡作非为，东吴还是朝着深渊不断滑落了。
之前迁都武昌，随后借着施但之乱为由又将都城迁回建业，虽然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权力，但这一番折腾下来耗费了大量资源，得失利弊究竟如何也只能见仁见智了。
不过孙皓却丝毫不以为意，他在回到建业的第二年就开始作妖了。和众多好大喜功的皇帝一样，孙皓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大修宫室。更严重的是，孙皓竟然将工程期定在盛夏农忙之时，导致农时被荒废。
如此挥霍无度，耗费民力，中书丞华覈甚为忧心，于是上奏希望孙皓能停止这种行为。然而孙皓不仅毫不理睬，反而还将华覈贬为东观令，让他负责修史去了。
中书丞作为中书省的副官，是皇帝近臣，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责任极为重大，可华覈因为直言进谏被贬为微不足道的史官，可见孙皓的心胸之狭隘。
其实这也是孙皓与儒学士大夫在思想观念上产生冲突的一大体现，和当初孙权并无二致。
孙皓大修宫室和孙权报聘辽东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威望，营造出一种唯我独尊的氛围，只不过其背后的代价是士大夫们所不能接受的。
除此之外，孙皓做的另一件蠢事就是毫无意义的北伐，经过平定交阯之战和西陵之战两场胜利后，孙皓开始自信心爆棚，于是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平心而论，有进取心是一件好事，对于东吴这样局促东南一隅的政权来说，割据自保终非长久之计，主动出击力争打破局势确实是一种选择。
然而主动出击也需要把握时机，此时晋吴实力对比并不平衡，东吴防守尚且自顾不暇，何谈北伐呢？只要中原不出现什么大的变故，东吴就只能继续等待。在等待中覆灭至少好过如飞蛾扑火般加速灭亡。
不过孙皓却不这样想，他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一统九州的天命之主。
孙皓是个极为迷信的人，并以“运命历数”为舆论武器，为自己荒诞的军事行动做铺垫。
在建衡三年（271年）平定交阯之战进入尾声时后，孙皓就等不及了，于是先进行了一次牛刀小试。
当时有个叫刁玄的人为了迎合孙皓炮制出一句谶语：“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
意思就是出身东南的孙皓要统一天下；然后又抓来一个来自中原的降人，授意他说寿春有“吴天子当上”的童谣。
这种无稽之谈正对孙皓的胃口，于是他准备大干一场。正月，孙皓带着数千人马从建业出发，号称自己的车盖将进入洛阳。
但搞笑的是孙浩这支队伍根本不是什么正式的作战部队，其中充斥着大量后宫人员，甚至他的母亲何太后和诸多宠妾也随军出发。
隆冬之际寒风呼啸，道路为大雪阻塞，车马根本无法前行。士卒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忍无可忍之下，纷纷表示：若遇到敌人立刻倒戈而降。再加上华覈苦劝，孙皓无奈只好下令草草结束这次闹剧一般的军事游行。
这次北伐闹得灰头土脸，但孙皓还不死心。当时有人对为他占卜，得到的结论是大吉，庚子年青盖将入洛阳，有了这样的吉兆，兼之西陵之战大胜，他更加坚定了一统天下的心思。
但孙皓也就是想想而已，并未付诸行动。而这对东吴反而是一件好事。更值得讽刺的是，东吴灭亡的那一年正是号称“青盖入洛阳”的庚子年。孙皓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到了梦寐以求的洛阳。
孙皓统治前期虽有一定作为，但他在后期明显腐化堕落，沉溺享乐。虽然没有进行必败的北伐是明智之举，但至少可以内修政理，积蓄国力，可孙皓却继续倒行逆施，不仅空耗国力，而且酿成了一系列祸端。
当初孙皓宠爱张布之女，后来张布被杀后，此女气愤不过以贼称呼孙皓，孙皓一怒之下命人将其活活打死。
但张美人死后，孙皓又开始怀念她的美色，思来想去竟然给他想出一个歪主意。孙皓打听到张美人还有个姐姐嫁给前卫尉冯朝之子冯纯，于是将其豪夺过来，并封为左夫人。孙皓对她宠爱备至，以致不理朝政。
这位张夫人没过多久就病逝了，孙皓万分悲伤，为表思念，不仅将其以超出规制的礼仪厚葬，而且长达半年闭门不出。
如此荒唐的行径终于酿成大祸，由于葬礼太过奢华，东吴国内传出谣言说孙皓已死。更有甚者，因为孙皓舅舅的儿子何都与孙皓长相相似，因此都说现在坐在皇位上的就是何都。
然而这种无稽之谈还真有人信，临海太守奚熙听信谣言，竟然打算起兵讨伐何都，后被何都的叔父何植平定，动乱这才平息。而这种乱局一直持续到东吴灭亡前夕。
总之，孙皓和孙休一样都是虎头蛇尾，他们前期虽有一定建树，但后期迅速堕落。尽管孙皓前期的执政成绩要好过孙休，但相应的他的堕落程度也严重得多。
在孙皓的统治下，此时的东吴已经亡国之相毕露，直到迎来它最终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