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闭关锁国吗？为什么还有很多中国商人，跑到日本做生意？
我们从前接受的中学历史教育就说明清时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其中又以清朝最为严重。这种观点就整体来说并不能算错，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或许还可以独立发展，但在大航海之后，尤其是17-20世纪，清朝在闭关锁国的前提下还能发展，这显然是违背逻辑的。除广州一地作为外国来华贸易城市之外，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商人在海外进行贸易，尤以东亚日、朝等国为主。前往日本的商人一般被称为“唐船商人”，他们在东亚海域十分活跃，成为中日两国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一、官方允许的“红顶商人”
在帝制时代，商人的地位相对较低，即所谓的“好吃懒做”的剥削阶层。但若能得到官府的许可，其地位则可以大幅度上涨，甚至可以头顶花翎，成为皇家允许的“红顶商人”。此时的日本，幕府一样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并宣布不与清政府官方进行任何来往，但对中国商人却“网开一面”，允准其在长崎进行贸易交换。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在“枷锁”下缓缓展开。
著名商人胡雪岩即“官商”
一般来讲，给商船颁发出海贸易凭证的中国官府以地方衙门为主，海关在其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此重要的证明仅由地方便可制定颁布，海防是清政府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自保意识，使其在做任何对外决定时都十分谨慎。出海证明虽最终由地方政府颁发给商人，但在这之前还要经过中央、省总督两道审核，最终才经由府、县或海关到达商人手中。
中国海关
那么证明上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呢？透过证明的内容，可以了解当时的国家在关注什么、在意什么。在保留下来的少量文书证明中，可以看到第一项内容是有关出海船只的大小、规格、船员人数，以及是否携带违禁物品。第二项内容则是要填清出海商人的人际关系与货物种类，以便出事后能迅速对其进行调查。第三项则要写清楚出海以及归来时间，载回的货物种类也要写得明明白白，以便官府查验。通过此三点可以清晰地看出，官府即使允许商人赴日贸易，但对他们十分不信任，要尽最大可能对其情况进行全面了解与掌握。
唐船
二、前往日本的“唐船商人”
在清代中国，很少有商人能够远赴欧洲进行贸易，他们出海的主要目的地即近邻日本。问题是中国商人的行动不仅受到中方的严格管制，也同样受到日方的限制与管理。这就使得赴日的中国商人不一定全都能顺利完成经贸往来，只有拿到日方“信牌”的商人才被允许进行贸易。1719年，一位名为林元禄的中国商人率船队赶赴日本，但他于前一年赴日贸易时，被发放的信牌却不翼而飞。尽管林元禄多方辩解，称他回国时因为种种原因而丢失信牌，但这个理由显然没有被日方采纳。不得已林氏只得率众返回中国，白白搭上了人力与时间成本。
长崎岛的中日贸易
正是由于信牌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才出现了中国商人获得中方证明易，而获得日方信牌难的奇特景象。于是信牌在国内也成了热门的抢手货，各种争端层出不穷，前文提及的林元禄信牌丢失事件，按他的说法，就是另一位名为林采若的人通过卑鄙的手段夺取了他的信牌，进而导致他无法赴日经商。而这种纠纷往往跨越了国家的界限，成为中日两国共同参与的诉讼案件。清政府认识到信牌的重要性，下令鼓励各商队之间信牌“共享”，但这反而加剧了围绕信牌的争夺，清政府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也只能选择以日方处理为依据。
日方的做法则更直接，首先是没有信牌的商人一律不准进入长崎港口，就如同林元禄一样，只得空手而归。随后日方再根据已有的纪录来确定究竟谁是信牌的主人。而且日方是允许信牌的主人发生变动的，这就意味着日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牌认人，谁有牌谁就可以进，无牌说什么都不能进。
三、遭“剥削”的中国商人
由于“唐船商人”是赴日进行贸易活动的，所以相较于中国政府，日方对中国商人的影响与盘剥更为严重。其中有一条十分“狡诈”的规定，即中国商船的货物，只要是在长崎港口掉落，就可以被日方所据有。这促使许多日本人想方设法从中国商船中攫取财物并占为己有。照理来说，作为国家政权的代理人，官府是不会做出如此“下三滥”的举动的，但问题是，日本官府并无力也无心管理贸易的具体工作，这就为底层小吏从中谋取利益提供了绝佳空间。
除了从中国商船中拿取货物外，日方低级官员还直接光明正大地向中国商人索取“贿赂金”，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将其说成是一贯的“定例”，进而为其行为增添“合法性”。一旦中方不愿意缴纳这笔钱，则会遭到日方的百般刁难乃至侮辱，甚至会找缘由禁止此商队再度前往日本进行贸易活动。而这种“灰色”地带则为中日双方本就无法正常进行的商贸活动，增添了更多的负面影响。即使如此，在日方的记载中，中国的“唐船商人”还是被扣上了许多负面性的帽子，说他们如同盗贼小偷一般，这显然是带有一种先天性的偏见去看中国。
唐船
文史君说
中日之间虽然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但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却是接二连三。清朝时期，中国尽管开放了对日贸易，但显然中国的商人们想赚得这笔钱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不但要先经历中国政府的层层“考验”才能获得证明，还要为有限的日方信牌互相争夺与吵闹。这也可以反映出，在没有实现外交与经济现代化的时代里，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无法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开启双方之间的经贸往来。
参考文献
王来特：《“唐船商人”：活动在东亚贸易前沿的群体》，《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薛明：《日本学界关于清代中前期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外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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