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安抚豪族使地方势力做大，东汉末年进行改革却葬送王朝
刘秀的这个东汉政权天生就是妥协与权衡的产物，他通过说服与收编，并采用一种利益平衡的做法来获得了天下。因此之后刘秀就必须做出许多让步来满足当初支持过自己的人才行。这样，东汉王朝注定了会将本来就固化的西汉社会更加地固化，进一步向地方的豪族们倾斜。
东汉社会的固化起因于刘秀，让中央财政吃紧
东汉政府成立以后，刘秀安抚功臣故旧的方法，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给钱不给权。他大宴功臣，给他们财富和土地，之后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遣送回家，不让这些马上打天下的人继续参加政权，这看上去是一种颇为聪明的做法。但作为补偿，他必须默许这些功臣在地方上成为豪族，甚至一定程度上不受中央政府的法律管辖，这就使得一些地方势力越来越大，使社会的固化现象更加的严重。
那什么是固化现象呢？西汉中后期经常会出现“一门五侯”“四世三公”之类的所谓佳话。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这就是“门阀士族”社会。昭宣之治中，中央政府有心放权给社会，让利于民，但它放出的权力却被地方政府门阀士族给接走了，上令不能下达，社会很多时候一无所获。另一方面，政府重要部门由门阀士族靠血缘与关系去传承，使得汉代人才流通机制也非常孱弱，有钱人永远有钱，穷人永远穷，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固化现象。
然而这种结块现象对中央财政的伤害是很大的。刘秀的给钱不给权首先体现在汉武帝时期就形成的盐铁专卖上，刘秀取消了盐铁专卖，把盐铁事务下放到各个地方政府，变成了由地方政府征收盐铁税，民间负责经营。所谓的“民间负责经营”就是民间的地方豪族负责经营，并从中获利。相当于这时的盐铁业由少数的与权力有合谋的人来控制，而民间实则得不到好处，但刘秀没想到的是自己是大方了，可害苦了自己的子孙。
东汉章帝时期，由于要准备对匈奴的战争，中央政府财政又开始吃紧。皇帝想到了要恢复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可汉章帝忘了汉武帝的盐铁专卖是从老百姓嘴里抢肉吃，相对容易，而自己的盐铁专卖是要从地方上的门阀士族嘴里抢肉吃。当年老祖宗刘秀把盐铁送出去容易，现在想要收回来可就难了。汉章帝一说盐铁专卖，地方上要么抵制，要么阳奉阴违，打着盐铁专卖的旗号，将钱放进了关系户的腰包，并没有多少进入国库。最终，章帝驾崩前留下了遗诏，废除盐铁专卖。要知道，明章之治可是东汉一直以来为人所称道的所谓盛世，这样英明的皇帝都对社会固化无可奈何，可见一斑。
东汉末年，皇帝想消灭固化现象却病急乱投医，使地方政权太大
别说汉章帝了，就算是汉光武帝刘秀也吃了一个现世报。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帝考虑到经过战争之后，天下的户籍和土地的数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许多记录已经被销毁，他下令做了一次严格的土地和户籍的清查工作，以便于中央政府去收税。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项工作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于那些侵占了别人土地或者隐匿了自己户籍的人，他们大多是地方上的豪族，这导致中央政府的税收都被漏走了，收不上来税。
东汉末年，发生了黄巾起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皇帝非常地苦恼，他发现固化的社会，使上令不能下达，地方上的军事官员、财政官员、行政官员，司法官员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中央政府调拨下来的军费，大量地被地方政府给贪污了。所以，皇帝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大胆的改革，这次改革涉及的对象正是地方政府，但这项改革却最终葬送了东汉王朝。
皇帝在地方上设立了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将所有的财政、军政、人事权力集于一身，由他来整合调拨，提高效率。在皇帝过问地方事务的时候，只需拿这一个官员是问，再由他确定其他官员的责任就可以了，这个官员就是州牧。但是，州牧虽然使得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效率提高了，但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在地方上没有制约，很快，他们就独掌了地方大权。这时候，就算是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了。皇帝病急乱投医，犯了大忌，要知道地方上既不能将权力过分分散，造成宫僚体系庞大，影响行政效率加重财政负担，又不能让地方上的权力过于集中，尾大不掉，把握其中的度很重要。其中，这些被皇帝寄予厚望的州牧们谁也不服谁，互相之间打做一团，成为了东汉末年真正的主角。而汉献帝这个所谓的皇帝则完全交出了主角光环，只剩下了一句“挟天子以令诸侯”让后世凭吊。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收不上来农业税，对中央政府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皇帝想做的事情无法顺利地推进，在地方上充满了和他对着干的人，这些人表面上迎合，暗地里却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尤其是世家大族们总是以家族利益为先，对国家的忠诚度比较低，这也就导致了皇权被大大削落，皇帝最终沦为傀儡。
东汉与西汉社会的固化，都来自于这么一群人，他们要么帮政府赚过大钱，要么帮政府立过大功，要么自己在经济发展中占得了先机，成为了巨富，之后便与权力粘在了一起。这群人形成的世家大族甚至延续到了唐朝，可见其力量之大。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其实也就是这群人在相互争夺地盘，当然也就是这群人彻底结束了东汉的统治，把国家的权力给握到了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