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期，在魏徵的影响下，君臣之道是如何演变的？
“君臣之道”是魏徵与唐太宗经常讨论的话题，主要侧重于如何发挥最高统治者的积极主动性来促使群臣同心协力治理国家，即帝王的驭臣之术。
魏徵在《论治道疏》中引孟子之言说：
“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
君臣关系和谐融洽相互理解，是中国古代传统士人的理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士人期待着自己能为帝王效力，若遇上明君圣主，成就一段“明君贤臣”的佳话，则是天大的幸事。
魏徵身为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的内心同样无比期待唐太宗能成为明君圣主，君臣相得，成为美谈。
基于明君贤臣的政治理想，魏徵十分重视君臣关系是否融洽，尤其强调帝王的态度，从君臣互信、尊重臣子、公平赏罚三方面引导唐太宗处理君臣关系，从而促使群臣主动进谏，提高群臣参与政事的积极性。
君臣互信
君臣之间和谐相处，离不开情感上的信任。帝王自古多疑，过度的怀疑容易伤臣子之心，例如范蠡就曾因越王勾践多疑善变的性格而逃跑，远离朝堂，使勾践失去了一位忠心能干的臣子。
魏徵熟谙历史，深知帝王性格多疑善变，多半会使朝堂内臣子寒心，不敢行差踏错一步，君臣关系大打折扣，感情淡薄。唐太宗身为帝王，其多疑的性格比之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初，贵州都督李弘节以清慎显。既殁，其家卖珠，太宗疑弘节实贪，欲追坐举者。
李弘节死后，家人以变卖家产为生，唐太宗不恤念旧臣，反以一珠而怀疑其贪污，去追究举荐之人的罪责，弃本逐末，使官员更觉帝王苛刻。
魏徵在《论治道疏》中称：
任之虽重，信之未笃，信之不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
君主的信任是决定群臣是否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关键，魏徵将君臣互信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触动人心，且魏徵并未抱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士人幻想，而是从现实出发，冷静理智地分析君臣各方利益，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办法，使君臣契合一体，融洽相处。
君臣互信既加深君臣之间的情感体验，同时也在考察君主的能力，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而非为臣者单方面的付出：
“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
魏徵认为君臣之间达不到互相信任的原因，不仅是臣子造成的，君主同样负一部分的责任，君主多疑对臣子造成的精神冲击不能被忽视。
在君权至上的封建时代，能够直接向帝王说出这样一番话，魏徵的勇气和唐太宗的宽仁都值得称赞。
君臣互信使二者投入情感体验，加强了君主和臣子之间的沟通，且魏徵的人际思想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思想占很大比例，他提出：
“若君为尧舜，则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
品德高尚的君主吸引着同样品德高尚的臣子，君主能力品行的高低与群臣的整体质量息息相关。
以魏徵自身为例，辗转反复多次易主，直到遇见唐太宗才得到赏识，才干有发挥的舞台，政治理想得以实现。
史书中记载魏徵初拜谏议大夫时，“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蕴无所隐”，与唐太宗畅谈无隐，未因隐太子一事对唐太宗产生心理上的抗拒、愤恨之情。
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所受的“国士”之礼，让他感受到帝王的信任，“太宗使召之，……引为詹事主簿，及践祚，擢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唐太宗的一系列行为既表明对魏徵的重视，又拉近君臣之间的距离，提高了二者的信任度。
尊重臣子
帝王在处理君臣关系时，还应尊重臣子，给予臣子一定的体面。魏徵从唐太宗处感受到帝王对自己的重视，不仅满足了身为臣子的自尊心，更给予他安全感和安慰，同时激发得遇明主的感激之心，促使君臣关系朝着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魏徵深知“君为元首，臣为股肱”的道理，反对唐太宗将个人情绪置于群臣之上，多次向君主陈说官员的重要性，触动唐太宗对诸臣的恤悯之心。
李靖等人身为官员，所做之事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李靖等官员还要到地方上考察官吏、查问民情、熟悉地方风俗以及政策的实施情况等，同时亦须随侍在皇帝身边以便询问。
宫人所做之事与官员无法相提并论，官员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在魏徵的思想中，官员的地位居于王公贵族之上，尤其三品以上的官员不应“遇亲王于途皆降乘。
虽然魏徵声称“自古迄兹，亲王班次三公之下”，又认为三品以上官员向亲王“降乘”自古未有，且和当前国家制度不符，但在贵族政治统治秩序中，皇族贵戚受到特殊待遇不可避免，“宗室”这一政治群体凌驾于臣僚之上。
魏徵站在传统礼制的立场反对此事。强调官员应从帝王处获得更多的尊重。君臣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不平等的地位促使君主更倾向于关注自身情绪活动而非臣子的情感态度。
魏徵向唐太宗进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礼，给予臣子尊重，对自我情绪有所约束，不对臣子求全责备，那么相应的臣子亦会回报给君主坚定不渝的忠贞。魏徵反对君主倚仗权力、身份对官员无理责怪。
唐太宗仅以小事就怪罪房玄龄等人，忽视房玄龄等人本就应掌握南北政务，因小事而罪责重臣亦是不尊重臣子的表现，“宽于大事，急于小罪”，“职非其位，罚非其罪”。
君主不尊重臣子，又岂能使臣子为其竭尽其力，鞠躬尽瘁呢？给予臣子一定的尊重是处理君臣关系的重点，满足群臣感情上的需求，才能促使君臣关系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公平赏罚
信任和尊重是从情感上给予群臣回应，公平是对君主平衡处理群臣之间利益关系的要求。
贞观群臣成分复杂，有的是从唐太宗还做秦王时就已追随在身边的，如长孙无忌，李靖等；有的是唐高祖李渊从隋炀帝、窦建德、王世充等敌方阵营中收服而来，如褚遂良、李绩等；有的是隐太子身边的旧臣心腹，如王珪、魏徵等。
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群臣关系中寻找平衡点是唐太宗面临的一大难题。
魏徵旗帜鲜明地反对采取强制手段对待群臣，帝王的强硬态度固然能快速取得成效，但这其中亦会存在极大隐患，“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心不服”。
帝王霸道对群臣的震慑作用大于收服人心的效果，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太平之世，因此魏徵提出“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的处理方法，告诫唐太宗“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功免，……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
君臣之间的关系，既要有情，又须有法。以“仁义”为基本宗旨，以“公平”为行为准则，这样做既能抚慰良臣之心，又可以隔绝一部分沽名钓誉、为己谋利的小人，赏有道，罚有责，君主处事公正分明对臣子来说是一件幸事。
公平处事、赏罚有度，普通人尚难以做到，更何况帝王面对的是曾经与自己出生入死、共同征战的臣子。何况有些人名为臣子实是同袍，情感上的羁绊会使帝王君主选择宽容、忍让的方式对待犯错的臣子。
贞观三年（629）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获罪，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看在他曾是秦府旧臣的份上，不仅网开一面，还赐物复官。
魏徵极力反对阻止，他认为“幕府左右，其数甚多，人皆侍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庞相寿为人“猥滥”，品德败坏，这样的人尚且可以功过相抵，那么其他人更可倚仗旧情无视朝廷法度，违法乱纪，对群臣起到很不好的导向作用。
君主平衡群臣利益的主要准则就是公平，对待臣子赏罚有度，激励有功之人，君主公平的态度能够辨明忠奸，政治清明则指日可待。
积极纳谏
在魏徵的治国思想中，“纳谏”是君主积极主动求谏、鼓励群臣进谏的过程。魏徵将君臣相遇看做是自古已有的历史性难题，把君主比作石子，臣子比作湖水，“以石投水，千载一合”，石子难以顺水而流，“以水投石，无时不有”水流却经常能够顺从石子。
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像水和石子一样，难以融洽相处，和谐共生。臣子惧于帝王威严，或阿谀奉承，或曲意逢迎，或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督促群臣上谏、提高官吏的积极性就成为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帝王居于九重深宫之中，不与百姓接触，对许多事情无直观感受，大多情况
下是从官吏手中接收二次、三次或多次转接的信息，在处理政事上很容易片面偏颇。
唐太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都是通过官吏、宫人，为不使帝王受人蒙蔽，采用兼听的方法十分有必要。
魏徵认为君主兼听广纳，“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谏言是保持国家政治清明，帝王决策全面明智的重要因素之一。
魏徵以直言能谏著称，向帝王进谏自古不易，韩非子《说难》称进言最难的地方在于“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尤其在向帝王进谏时，多数人会惧于帝王威严，而选择闭口不言，长孙皇后是唐太宗的发妻尚且“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更何况臣子。
因此，魏徵极力劝唐太宗纳谏、听谏，令其从言语行为上鼓励群臣勇于进谏，减少因谏言不当而产生对官吏的负面影响。
唐太宗本人对谏言的看法与魏徵一致，贞观八年（634），唐太宗发现群臣在召对时多有错漏，寻求原因时魏徵称：“臣观百官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
帝王辞色是百官是否敢畅所欲言的主要原因，之后唐太宗接见群臣时“色愈温”，君臣关系愈和缓，群臣进谏的意愿就愈强烈，从而达到使群臣敢于进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