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初期改铸钱币的原因是为了加强中央统治还是剥削下层人民？
然而，孝武帝孝建年间，“又铸孝建四铢”。孝建四铢钱，较之元嘉五铢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就”。可见，形制上更加轻薄而小，用料上更为俭省。
一、改铸钱币的原因
1.经济恶化导致改铸钱币
货币政策是由当时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货币政策则主要是由农业经济的状况决定的。由于连年战乱，社会青壮年劳动力被迫服兵役或者牺牲。“暨元嘉二十七年，举境外捍，于是倾资扫蓄，犹有未供，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迄于孝建，兵连不息”。这使得人口数量锐减，农业生产大受影响，农民在战乱中流离失所。这直接导致农产品减少，农产品价格提高。
到元嘉末年，北魏大举南征，刘宋王朝受战争影响，国力减弱，经济困难，导致宋文帝晚期，“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伴随社会状态萧条的是百姓生活的困苦，“河南阻饥，野无所掠”，《南齐书》卷二十八《刘善明传》载：“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
战乱导致社会经济萧条，财政危机凸显，货币流通则更为混乱，明显表现为流通中钱币的重量的减轻。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经济萧条时，一般采取的手段是通过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应量来增加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达到刺激经济的效果。
现代的政府只需开动印钞机就可以源源不绝地印出纸币来增加货币供给量，而在古代并无此手段．除铸大钱或重铸货币之外，可谓别无他选。
2.集中财权
除了经济衰落产生大量发行钱币的需求外，另外便是社会其他因素致使统治者重新发行钱币。
朝代惯例使然。古代钱币由政府主导发行，往往一个政府发行一套钱币，或者每个政府不同统治者都有自己的钱币发行。刘宋时期正处于乱世，各个国家往往具有自己的货币，如刘宋文帝便将原本通用的五铢钱改制，“文帝元嘉三年，立钱署，铸四铢钱”，为“元嘉四株”。
改铸钱币，是统治者权力的一种表现，统治者往往通过改铸钱币表现自己的功绩，可以理解为一种朝代惯例。孝武帝更是把货币当作政治工具使用，试图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以集中财权。
孝建四铢，正面铭文为孝建，背面铭文为四铢。后来去掉四铢，背文皆为孝建。钱币铸以皇帝年号，这是第一个正统王朝所铸的年号钱。此后政府通过铸钱可以干涉社会经济，也可以窥见孝武帝所铸的年号钱，意在彰显皇权的内心想法。根据昭明，马利清先生的考证，孝建四铢重约2.8克，外观上虽与元嘉四铢差别不大，但重量减轻了许多。
3.铜金属稀缺
自五铢钱以后，开始以铜作为铸币的主要材料。而根据《宋书》记载“但虑采山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时议者又以铜砖难得，欲铸二铢钱。竣又议曰：“议者将为官藏空虚，宜更改铸，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交弊，赈国纾民”。
说明当时铜的获取较为难得。另外从尚书右丞徐爰建议用铜来赎刑来看，也能说明当时政府手中掌握的铜资源匮乏。“谓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国家掌握的铜的数量有限，已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在铜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减轻钱币重量是首选手段，通过减轻重量来继续发挥原有的价值量。
二、改铸钱币的影响
1.通货膨胀严重
现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是指纸币流通后产生的特有现象。对于古代的金属钱币而言，金属自身是有价值的，当它充当通货后，如按其实际价值流通，出现膨胀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当它不按其实际价值流通时，它实质上也只是价值符号，本质上和纸币没有区别，因而会出现通货膨胀。
因此，足值的金属钱币不会出现膨胀，而不足的金属钱币充斥流通领域就会导致膨胀。而孝武帝发行的孝建四铢便是掺杂残值之原料，减低其法定之重量，膨胀无可避免，通胀的直接恶果便是物价飞涨。“盗铸益甚，物价踊贵，朝廷患之”。
统治者误以为钱币本身就是财富，因此盲目大量发行钱币。这导致乱世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极其严重。孝武帝在位的最后两年里，“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贫者卖妻兒，甚者或自缢死”。
江夏王义恭请改铸“以一当两”时，谓“不劳采铸，其利自倍，为增货之良术”。沈演之赞成此议，则曰“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是也。”他们认为，这样做使有大钱的富户增加一倍的利润，杜绝剪凿行为，就可以满足市场流通的货币需要。而“一当两”后，正如何尚之所反对的那样，“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
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脱离，只是一种虚价，而实际货币值并没有增减。这便导致“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货币多的富人越富，无钱的穷人越穷。
无论元嘉年间的改铸四铢钱，还是“以一当两”，或者孝建年间的再次减轻货币重量，统治者试图随意用钱币手段来缓解财政困难，但财政困难并非是减少每枚钱币的一铢重量就能解决的，因此通货膨胀是必然趋势。而通货膨胀带来的直接恶果便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而到前废帝即位，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最终出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的局面。
2.盗铸层出不穷
古代钱币虽然铸造权力掌握在政府手里，但是缺乏有效的防伪系统，盗铸以及剪盗现象十分常见。在国家安定统一期间，国家依靠权力打击盗铸现象，盗铸有所减轻。但是在乱世，尤其是刘宋等国家面临内部诸王争权夺利与外部国家威胁的情况下，国家力量有限，对于盗铸现象的制约能力严重减弱，盗铸层出不穷。
因为古代钱币为金属货币，主要有造假与损毁两种扰乱货币正常流通的行为。就造假来说，主要是民间私自铸造钱币，材料可以是铜，也可能掺杂了其他重金属。这种造假现象，在五铢钱时期，因为铜的价格以及铸造费用与钱币自身价格基本相等，因此盗铸无利可图，加之国家力量强大，并没有太多案例显现。自刘宋文帝改铸四铢钱后，货币开始向轻薄而小发展，钱币自身价值与商品价值差异增大，盗铸有利可图，因此开始出现大量盗铸现象。
孝武帝时期，在用料上较元嘉四铢更为俭省，钱币重量进一步减轻，且因其减轻，钱币形制发生变化，开始向不标准发展，这也为盗铸提供了便利。“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
面对民间盗铸的问题，虽然政府对于盗铸钱币现象有严格的规定，试图用严刑加以遏制。“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谢沈及郡县尉还职司十一人，坐仲良铸钱不禽，久已判结”。刘亮“世祖大明中，为武康令，时境内多盗铸钱，亮掩讨无不禽，所杀以千数”。
“重制严刑，民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虽严刑也难以禁绝。到后来“钱转为小，商货不行”。由于盗铸之风日益严重，钱币更日趋薄小，以致各郡出现商货受阻的状况，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
除了盗铸外，另外便是剪凿现象。“又剪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以重金属制作的钱币，在流通的过程中本是存在磨损现象的，因此这种剪凿与磨损的界限便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也为通过剪凿钱币获取利益提供了可能。
盗铸以及剪凿现象，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但在政权不稳定的情况下，并没有有效的政策制止这一违法行为，只能对于钱币“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
孝武帝面对经济危机盲目改铸钱币的行为，并没有促进市场商品的增加，反而引发了盗铸热潮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整体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三、加重对百姓的剥削
孝武帝在政治经济方面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改革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政治上为加强君主集权残害同姓宗族，经济上则大肆剥削百姓。
孝武帝作为备受争议的皇帝，其大受后人抨击一点就是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穷奢极欲、恣意妄为。史载“及世祖承统，制度奢广，犬马余菽粟，土木衣绨绣，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阿户，嬖女幸臣，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单民命未快其心”。“而奢欲无度，上始大修宫室”。
大明三年九月，“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五年闰九月，“初立弛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奢淫自恣，多所兴造”。六年四月，“新作大航门”。七年十二月，“于博望梁山立双阙”。孝武帝还为宠姬殷贵妃死后建造了新安、中兴、天宝等寺院。
为了满足对于奢侈生活的追求，孝武帝以种种方式剥削百姓。首先便是加重赋役盘剥。《宋书·夷蛮传》中载：“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大明五年十二月，“甲戌，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
《隋书·食货志》载东晋“丁男调布绢各二丈”，。四丈为一匹，仅调布一项孝武帝比东晋的户调就增加了八倍之多。“时赊市百姓物，不还钱，市道嗟怨”。“为埋葬宣贵妃，凿冈通道数十里。民不堪役，死亡甚众。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斋库上绢，年调巨万匹，绵亦称此。子尚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以致“东方诸郡连岁旱饥”。
特别是“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桡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造成“富商得志，贫民困窘”的局面。
他还通过设立台传制度，以台传刺史敛财，台传即中央政府在各地设立的传舍。“宋世元嘉中，皆责成郡县；孝武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自此公役劳扰”。这种方式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也形成了台传刺史与地方官之间权力冲突的局面。“以急政严刑，天灾岁疫，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百姓遭到残酷的繁税重役压榨之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总结
宋文帝元嘉年中，“自此方内晏安，甿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爲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人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宋文帝的励精图治将刘宋王朝推向盛世，而到了孝武一朝却是这样一番图景，“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
宋明帝也承认，“自大明积费，国弊民凋”。国家的衰落，社会经济的凋敝和人口的急剧减少，如此巨大的反差，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与孝武帝各方面实行的政策有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