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列强谁都没料到一战真会爆发，且直到开战前一周仍能阻止｜文史宴

欧洲近代虽然也有类似于中国战国时代的战争烈度大增、国家权力增强等特点，但因为公民社会的基底，欧洲近代并没有像战国时代那样社会一路向下滑坡无法停止，而是时有反复。

消灭拿破仑帝国后，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协调机制，就在很长时间内阻止了列强们彼此之间进行高烈度战争，以免对欧陆形成破坏。

直到一战前夜这种机制也仍然有效，欧洲没几个人相信会爆发世界大战，而且也有一些人有可能叫停它，但是一战还是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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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局日益危机，许多靠近权力中心的人仍然相信战争可以避免，就像之前许多类似的危机一样。

7 月 27 日，德国大报《柏林日报》的编辑特奥多尔·沃尔夫送家人前往荷兰海滨度年假，然后本人回到柏林。德国外交大臣雅戈告诉他，局势还没那么危急，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想要战争，他可以放心地让家人待在荷兰。

即便是那些以打仗为业的人，也难以相信这一回的危机能有那么严重；正如德军总参谋部的一名成员在战争爆发后的日记中写的，“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世界将在一个月以后被烧毁，我只会以怜悯的目光看他。因为过去这些年的种种事件，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危机和吞并波黑危机， 已逐渐让人完全丧失了对战争的信念”。

即便是很容易对巴尔干问题有所警觉的俄国，对刺杀新闻的第一反应，也更多是漠不关心而非忧心忡忡。俄国杜马正处于夏季休会期，似乎没必要再喊他们回来。俄国大使从维也纳向他的政府保证说：“有理由相信，至少在近期内，奥匈帝国的政策会趋于更加克制和冷静。”

尽管如此，与盟友法国以及对手德国、奥匈帝国一样， 1914 年的俄国也对未来感到忧虑。英国似乎并不急于与其缔结海军协议，而波斯仍是两国紧张的一个根源。俄国也在与奥匈帝国争夺对保加利亚的影响力，并在竞争中落后。同时，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 它还面临盟友法国，以及德国的挑战。

1913 年底，圣彼得堡一家大报警告说，一个“条顿集团威胁到了俄国与整个斯拉夫世界的安危， 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1914 年 5 月，俄国警察部队负责人向俄军总参谋部预警，说他的间谍刚刚传来情报，德国已准备好在仍有机会取胜时找借口发动攻击。

对俄国政府而言，国内形势甚至比国际局势还让人揪心；5 月和 6 月，卢布的价值一路下跌，国内各界都在担心接下来会出现萧条。进入 1914 年以来，俄国各地都有罢工与示威活动发生，而 7 月份的次数会比之前任何一个月都要多。

这年春天的大部分时光，沙皇一家都是在克里米亚度过（部分是为了缓解亚历山德拉皇后的神经过敏），此时他们回到了圣彼得堡郊外的沙皇村。

皇后的状况并未改善，因为 7 月初，她那罹患血友病的儿子在登上一艘皇家游艇时摔倒并血流不止。对她而言更糟糕的是，拉斯普 廷远在千里之外。

图 19 正如标题所说，“我们是否处在一场可怕欧洲战事的前夜？”1914 年 7 月巴尔干地区爆发的这场危机几乎让全欧都大吃一惊。斐迪南大公去世以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从措辞上看就不准备让后者接受。塞尔维亚政府做了很大让步，接受了通牒条款，但在 7 月 28 日奥匈帝国还是向塞尔维亚宣战了。这幅图中，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对上了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而中间的小插图里，英王乔治五世似乎穿着一件奥地利上校军服，这代表了英奥两国间更古老但现已消逝的传统友谊。

就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拉斯普 廷被一个疯女人用刀刺伤了肚子。虽然沙皇派了御医前去照顾，但拉斯普 廷病得很重，需要到这个夏天的晚些时候才能成行。

让他远离即将发生的事件的中心，或许是一桩不幸，他可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曾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劝告沙皇不要参战。

拉斯普廷从病榻上发了一封电报，警告说：“一场可怕的风暴正在俄国上空盘旋。灾难，悲痛，浊黑，无光。泪水成海……鲜血成河。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找不到任何词语来形容这种恐怖。”

一代妖僧拉斯普廷及其标本

在欧洲的另一边，英国外交部一开始跟俄国驻奥匈帝国大使一样，对刺杀事件平静以待。常务次官尼科尔森怀疑奥匈帝国是否会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

英国公众舆论起初颇为同情二元君主国，乔治五世未打招呼就在刺杀事件的次日早晨去奥匈帝国的大使馆表达哀思，而奥匈帝国驻英大使阿尔伯特·门斯多夫备感欣慰地收到了英国上流社会朋友寄来的数十封慰问信。格雷、阿斯奎斯与保守派领袖也在议会致了悼词，不过另一桩死亡— 7 月 2 日约瑟夫·张伯伦的去世— 带来了更大的损失感。

97 月 10 日，在下议院有关外交事务的辩论中，格雷只是稍稍提了几句巴尔干半岛，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欧洲以外的事务。

阿斯奎斯此时正被维尼夏·斯坦利迷得神魂颠倒，每天都要给她写情书。他在 6 月 30 日顺便提到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而下一次则要到 7 月 24 日。他的信绝大多数内容都在说爱尔兰问题和她的宠物（其中一只是企鹅），还有就是他多么渴望见到她。

对于英国公众及其领导人而言，比起发生在遥远的欧洲地区的事件，有关爱尔兰地方自治的持续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威胁要来得更为切身和紧迫。

议会正缓慢推进的《自治法案》涉及信奉新教的阿尔斯特的哪些地区应当排除在法案之外，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英王推迟了夏日假期，于 7 月 21 日在白金汉宫召集了一次会议。

酷热的四天里，阿斯奎斯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领袖约翰·雷蒙德，同议会保守派领袖博纳·劳、阿尔斯特新教徒发言人卡森当面交锋，但未能达成协议。

7 月 24 日会议结束，随即传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乔治五世决定继续留在伦敦，按照惯例他本来应该与里士满公爵一起去赛马。

他致信公爵说：“爱尔兰问题上的政治危机是如此严重，现在又有可能发生一场欧洲全面战争，我不得不暂时留在伦敦……我希望你能碰上好天气，取得好成绩。”

至少在一开始，阿斯奎斯对欧洲日益升级的危机还比较乐观。他对伦敦一位著名的沙龙女主人说：“这场危机将转移人们对阿尔斯特的注意力，这是件好事。”

法国人对愈发严重的危险同样觉察得很慢。刚刚官复原职的战争部长阿道夫·梅西米就认为，巴尔干地区只是出了点小麻烦，“这场危机将如之前几次一样自行解决”。

奥赛码头的外交部则正忙着制订总统普恩加莱与总理维维亚尼访问圣彼得堡的计划。巴黎方面与驻俄大使毛里斯·帕莱奥洛格之间的 大多数电报讨论的都是祝酒辞之类的事项，而不是巴尔干半岛。

至于法国的政客和公众，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激进派政治领袖约瑟夫·卡约之妻的轰动性丑闻上。卡约被政敌指控贪腐，这大概率是真的，再则就是对德国友好，这也无误。他毕竟是个现实主义者， 认为德法两国可以合作互利。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时，时任总理的卡约为促成和平解决做了许多工作，因此遭到法国民族主义者憎 恨，再加上他反对实行旨在扩大法国陆军规模的三年义务兵役制。（几 乎同样糟糕的是，他还提出征收所得税。）

1914 年的头几个月，巴黎大报《费加罗报》编辑加斯东·卡尔梅特向他发起猛烈攻势，撰写了一些题为“黑心金融家”与“德国人的走狗”之类的文章。此外，卡尔梅特还成功拿到了卡约写给第二任妻子昂里埃特的一些情书并威胁要公开，这些情书写于昂里埃特还是有夫之妇时，内容有些香艳。

3 月 16 日，一如既往打扮光鲜的昂里埃特跑到《费加罗报》编辑部， 见到卡尔梅特以后，她从皮手筒里掏出一把勃朗宁手枪，打光了所有的子弹。“法国已经没有正义，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她对卡尔梅特吓坏了的同事们说道，然后平静地等待警察以谋杀罪逮捕她。

庭审在 7 月 20 日开始。八天后，也就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之时，陪审团宣判她无罪，理由是她只是激情杀人。 昂里埃特自行正义的一大不幸后果是，在欧洲走向战争时，她的丈夫本可以成为法国的一个温和的声音，却不得不从政府辞职。

7 月将终的时候，巴尔干地区酝酿的新麻烦，开始登上欧洲各大报纸的头版。由于有传言说奥匈帝国准备强行与塞尔维亚摊牌， 而俄国这次决定站在自己的小盟友一边，各大证券交易所都变得紧张不安。

不过，人们还是很相信，熟悉的一幕会再次上演。会有一些来来回回的外交照会，奥匈与俄国甚至会进行军事准备，以作为施压的手段，但最终其他列强会插手，促成危机的解决，军队将退回原地。

“欧洲协调”机制仍将维系和平，就像它一直以来所做的那 样。“虚张声势，一切都是虚张声势。”德国外交大臣基德伦在 1912 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危机中写道，

“我要在有生之年目睹第三回了：阿尔赫拉西斯、摩洛哥，以及现在这个。只有在今天，一国才会一直试图以吓唬战术来压倒他国。除非有人愚蠢透顶，虚张声势到无法反悔、不得不把子弹打出去，否则战争不会发生。我发自内心认为， 现在的这些政客没有一个会是这种蛮牛。”

基德伦并没有活着看到自己的错误有多严重，他的死如同斐迪南大公遇刺、拉斯普京遇刺、卡约被迫辞职一样，再度表明了意外在历史中的作用。 如果基德伦1914 年夏天还在外交大臣任上的话，他或许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军方， 劝说贝特曼与德皇走上和平之路。

基德伦有可能对威廉二世施加影响力

1914 年 7 月的危机是由塞尔维亚的鲁莽冲动、奥匈帝国的复仇心态以及德国的空头支票共同造就的。现在更多地轮到协约国来决定采取什么措施以避免战争，或者如果战争来临，该如何为自己赢得有利的条件。

许多史学论争都聚焦在德国或奥匈帝国甚至塞尔维亚的战争罪责上，但也有一些人指出协约国的责任：

法国推行的仇德政策；俄国与法国结盟并支持塞尔维亚；英国不承认德国想在分食世界的筵席中获得一个尊位和更多殖民地的“正当”需求；英国没有在危机初期明确表示将站在法俄一边进行干预。

虽然这些说法都有吸引力，并将继续引发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考，但我们必 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永远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每一个论点都会遇到强有力的反驳。

法国真的打算对德国复仇吗？即便是普恩加莱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也听任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事实， 不准备冒着战争风险收回这两个省。

法俄的条约确实让德国自感遭到了围堵，但从法俄两国的角度看，这只是一个防御性条约，只有在德国发动进攻时才会被触发。（不过，在国际关系中经常出现这类状况，一方觉得是防御性的东西在另一方眼里是威胁，而这也的确是德国人看待这纸条约的方式。）

俄国应当为鼓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承担多少责任？萨宗诺夫本应做更多的工作来控制他的大使哈特维希，不过从俄国民族主义圈子的泛斯拉夫主义言论来看，并非所有的俄国领导人都想要护着塞尔维亚，如果这意味着俄国要在日俄战争惨败后不久又冒卷入另一场重大冲突的风险。

至于英国，它曾在初期宣布自己将毫不犹豫地站在法国一方，这可能对德国起到了威慑作用，但也无从得证。德国军方认定英国远征军可以忽略不计， 并希望在海军参战前就在法国早早奠定胜局。无论如何，英国都不可能在内阁批准以前做出声明，而内阁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周里存在很大的分歧。

本文节选自《和平戛然而止》，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讲述了一战爆发之前欧洲的全景，尤其关注各种细节对战争的推动和阻止作用，可谓宏观和微观结合得很好的历史写作。对20世纪初的欧洲和一战感兴趣的朋友值得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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