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与朝鲜半岛的人员往来研究

罗末丽初的朝鲜半岛与同时期的中国局势极为相似，即对内都面临分裂割据、群雄角逐的局面，对外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来自契丹的侵扰。

正是由于这种相似性，为了获得政治和军事支持，朝鲜半岛诸国同中国各政权进行联系，增进了双方之间的友好往来……

五代＋国与朝鲜半岛往来路线

中国同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

公元前334年越国被楚国所灭后，越国遗民沿海向北寻找新的栖息地，也就来到了朝鲜半岛南部的沿海一带。

此后，直至西汉王朝设四郡，先后还有三次中韩交流的浪潮，而其往来路线主要为“辽东一一朝鲜半岛”陆路和“环黄海之路”水路。

这一点可以从朝鲜半岛考古发现的上林里铜剑、铁器和瓮棺葬等分布得到证明，而这两条由中国通往朝鲜半岛的陆路和水路，为后代所延续，直到唐朝都是通往朝鲜半岛的重要路线。

但至唐末五代时期，随着北方经济的衰落及战乱的影响，陆路逐渐受阻，水路亦渐衰，且在原来的基础上，水路有一定变化。

尤其是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南方沿海港口的地位亦日益凸显。

故五代十国时期同朝鲜半岛往来路线，既是对唐朝以来路线的继承，也有一定发展，为宋丽航路奠定了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同朝鲜半岛往来的路线既有陆路，也有水路。

其中，关于陆路往来：营州入安东道。

有关唐朝同朝鲜半岛往来路线记载

《新唐书》

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中，总结出从唐朝“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七条，其中第条便是“营州入安东道”。

这条路线可以说是早期中国东北地区同朝鲜半岛往来的路线，后代不断完善，并一直沿用。

其大致路线为：以营州（今辽宁朝阳）为起点，经燕城郡（今辽宁义县）、汝罗守捉（今辽宁锦州），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今辽宁辽阳），行八百里至平壤城（今朝鲜平壤），然后陆行至百济或新罗都城。

在对海洋认知还不够充足、造船技术还不够发达的时代，这条由陆路通往朝鲜半岛的路线与水路相比，其最大优点就是安全，这也是其一直为后世所沿用的原因。

虽然到唐末五代，北方战乱，既有藩镇割据对路线的阻碍，又有契丹崛起对此路线的掌控。

五代等政权很难通过此路线同朝鲜半岛进行往来，但契丹

及东北其他少数民族等，仍沿用此路线与高丽进行交流。

除了陆路往来，北方水路也在进行着交流：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登州——朝鲜半岛西岸路线。

关于这条“高丽渤海道”，拜根兴师

《初唐李祯出使新罗与登州——唐恩浦海上通道》

一文指出当为“新罗渤海道”。

这条路线在初唐乃至中唐贞元年间之前，是唐罗两国使者、僧侣、留学生往返两国的首选或必经之路。

大致为从山东半岛顶端的登州出发，经过今庙岛群岛，过渤海海峡，到辽东半岛后东行，达朝鲜半岛西海岸，一直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达新罗西部海港，上岸后再经陆路达新罗王都庆州。

这条水路多“傍海燸”而行，以海岸线为参照物，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但是沿海岸线前行，路程较长，海上航行时间长，对往来人员亦是极大考验，直到五代时期，朝鲜半岛各政权仍由此路线同中国往来。

在山东半岛，除登州作为前往朝鲜半岛起点外，青州、海州等也是通往朝鲜半岛的重要起点，但都需要从登州中转，这在唐中后期就逐渐凸显。

后来，随着中国形势的变化（包括战乱、藩镇割据和契丹的崛起），与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进步，由登州北上至辽东半岛再达朝鲜半岛的路线逐渐为，由登州横跨黄海达朝鲜半岛的路线所取代。

尤其是到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争频繁，经济发展缓慢，而南方经济相对有所发展，水路更是发达，沿海各港口也不断兴起，同朝鲜半岛的交流逐渐增多，北方水路逐渐开始衰落。

还需说明的是，虽然此段时期北方水路衰落，南方水路兴起，但这条由登州横跨黄海抵达朝鲜半岛的路线，仍是五代政权同朝鲜半岛往来的重要路线。

此外，南方水路兴起后，中国南方地区同朝鲜半岛的交流也多了起来。

一般是从南方各沿海港口（如明州）相继北上，经杭州、扬州、楚州、海州等达登州，再从登州出发，或北上辽东半岛前往朝鲜半岛，或横跨黄海抵达朝鲜半岛。

五代十国与朝鲜半岛官方使节往来

在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朝鲜半岛政权遣使中国43次，中国政权遣使朝鲜半岛计11次，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期间双方使节前往的具体政权亦有所不同。

如新罗、高丽与五代政权往来频繁，而后百济则偏重于南方的十国。

（一）有关后梁同朝鲜半岛往来记极少，且同高丽往来仅有一条：

（太袓）六年……夏六月癸未（十日）福府卿尹质使梁还，献五百罗汉画像，命置于海州嵩山寺。《高丽史》卷一《太袓》

后梁末帝龙德三年，后梁同朝鲜半岛新兴的高丽之间有着使节往来，而同新罗、后百济之间的使节往来尚无记载，学界一般认为实际与新罗、后百济与后梁并无使节往来。

（二）后唐与高丽官方使者往来情况。

在后唐建立的14年（923—936）中，高丽与后唐往来频繁，其中史料所载高丽派遣使者至后唐计11次。

后唐遣使高丽册封１次，在这短短十多年时间内，高丽积极同后唐联系可见一斑。

（三）后晋与高丽官方使者往来情况

后晋自936年灭后唐建国至947年北迁覆灭，十几年间同高丽往来频繁。

其中高丽派遣使者至后晋7次，后晋派使者册封计2次，在短短的12年间，双方派遣使者频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自后唐始的朝贡关系的继续。

究其原因，不外乎五代政权更替更为频繁，936年后晋在契丹扶持下建国，并于同年灭掉后唐，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朝鲜半岛。

而此时的高丽已实现朝鲜半岛的初步统一，国内相对安稳。

为获得中国方面的支持和认可，在后唐覆灭后，随即向取代后唐的后晋政权遣使祝贺即位，于是便有了天福二年遣使祝贺一事。（仅朝鲜方面记载）。

随即，后晋政权与高丽官方有了往来，直至后晋政权被契丹所灭。

（四）后周与高丽官方使者往来的情况

后晋为契丹所亡后，后汉随即建立，不过后汉存在时间短（947－950），期间与高丽是否有使节往来史料无载，无从得知。

但高丽在948年开始奉行后汉年号，可见双方之间应该是有一定往来的。951年，后周建立，同年十二月，高丽即行后周年号。

此后，至后周为北宋（960年）所代，高丽一直与后周有使节往来。

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陷入了混乱，朝鲜半岛也不例外，涌现出了新罗、后百济等不同政权，这些国家为了获得政治稳定，也选择与中国进行往来交流。其中后百济主要与吴越等国家进行来往。

（五）十国同高丽政权官方使节往来情况

高丽在建国后除了同五代政权有使节往来之外，同十国（要是吴国、南唐、吴越、闽等政权）主也有使节往来。

有关高丽同吴国的使节往来，有明确记载的仅有一次。

吴高祖吴义元年……秋七月，大封王躬乂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贡。躬乂本高丽石窟寺眇僧。《十国春秋》

（六）十国与新罗、后百济政权官方使节往来情况

前文已叙述了后百济同十国中的吴越等国往来密切，而新罗同吴越的使节往来，除了宝大二年（925年）吴越王遣使册封新罗、渤海外，未见其他相关记载。

但随着后百济与高丽之间的兼并战争，935年后百济政权内部矛盾爆发，随后后百济灭亡，与十国之间的往来交流也落下了帷幕。

结语

五代十国时期是唐宋之间的重要过度时期，也是唐末之际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发展的重要过度时期，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虽然此时期的中国与朝鲜半岛都陷入分裂的政治格局，但也使这一段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往来更具特殊性，而最能反映这一特殊性的就是双方往来的人员多为“僧侣”。

同时，这一时期的往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唐以来双方宗主国关系的一种认同和继承，但双方在认识上受战乱的影响是比较滞后的，相应的，史书编纂也比较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