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市境内，有八个“拨子村”，这里曾经是清朝的兵营
清政府在东陵设两大风水禁区
从康熙朝开始，东陵就以昌瑞山为中心设置了“前圈”和“后龙”两大风水禁区，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后龙”禁区的范围逐渐扩大，和今天的滦平县、承德县相接壤。这里面不允许樵采放牧，只有部分驻军。
其实清朝东陵的管理区有点像俄罗斯套娃，最核心的墓区是“小娃”，外围风水禁区是“大娃”。像这样层层包裹，层层递进，自然保证了故去的先帝、皇后能在这里安寝，保佑后世子孙安享江山社稷。
当年清政府在“后龙”禁区外围设置了木桩和界石以示区分。最初的界石隔三十里才有一块，起不到什么警示作用，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朝臣奏请在外界树立了960根白色木桩作为风水外界的标志。风水内界则设红色木桩。到了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直隶总督杨廷璋又奏请在距白色木桩以外10里的地方设青色木桩，得到了皇帝允许。
当年的百姓以文盲居多，措辞激烈的告示还不如木桩来得实在。大家看到涂色木桩即知不可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戴枷受罚的下场，严重的还会充军、砍头。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时常会发生误会，经常有百姓误入禁区。被逮捕后，他们几乎是统一口径，就说没看到木桩标志。这其实也不能全怪百姓，因为木桩高度是八尺（合2.488米），和高大茂盛的大树比起来确实不显眼。而且一里之内才有三根木桩，有时确实难以分辨。
东陵周边设置3600余驻军看守
为了保证风水禁区的安全，清政府自然会派出军队驻守。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朝廷将清东陵驻军的最高长官改为正二品的总兵，他的麾下有3473名士兵和170名军官。在2500平方公里的“后龙”禁区内分驻有13座营汛和352处堆拨（军营），守兵超过了2000名。
人数不少，但是摊到2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人，确实显得杯水车薪。而且，当时官兵配备的马匹才458匹，这就意味着大多数时候，官兵巡逻都得靠步行，这无疑增加了巡防的难度。
当年官兵的主要任务是防汛、防火和防百姓乱闯。作为基层驻军地的堆拨，可以理解为军营。这些昔日的驻军地，在后来演化成了村名。
到了光绪年间，清东陵的驻军增加到了4000多人，其中绿营兵的占比达到了3/4，而八旗兵则不足1/4。
除了日常驻守外，驻守官兵还得干很多杂活。比如说秋后清理火道内的草木，有时候这种工作还得军官带头，上级也会亲力亲为检查成果。哪怕闯进禁区的飞鸟走兽，官兵们也无福消受，他们必须得将这些动物上交，交由东陵祭祀时使用。
风水禁区严禁百姓出入
为了保证东陵的安全，清政府一再完善相关的管理法律，并明文载入《大清律》。
当时青桩内只允许有少数百姓定居，而且严格禁止樵采烧窑，百姓要严格遵守律法，好好种地，原则上不能开垦新的荒地。如果有人深入风水禁区盗砍树木、取土、取石或开窑放火的人，一经查处即按“大不敬罪”严惩，带头的斩立决，从犯则充军发配。
如果有兵丁在这过程中受贿包庇，一经查实，那就是“绞决”的处罚，罪责较轻的士兵则是发配烟瘴之地充军或杖责一百的惩处。真打够一百大板，普通人不死也得脱层皮了！
如果在禁区山川捡石头、枯枝败叶的，也会被认为“于山陵有伤”，依然按“大不敬罪”论处。在禁区外围采柴草土石的，会按普通盗窃罪论罪。
如果缉捕犯罪百姓来自周边县，那该县县官一样难逃罪责。根据晚清曾任东陵员外郎的黄振之的回忆，百姓盗采树木，则所在县县官、知府、道员连带有“失察之罪”，县官会降一级调任，知府会被降一级留任，道员则会罚俸一年。
而如果有县官、知府包庇犯罪，他们会受到降职两级调任的处分，而道员也将降一级留任。处罚如此严厉，自然让周边的官员、百姓噤若寒蝉。
纵火犯被从严从快惩治
惩罚百姓从严从快，对犯罪官兵也决不姑息。在《清实录》中，就不止一次地记录过对守卫官兵的惩罚。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农历八月，巡防官兵陶文启、张宗信因夜间寒冷就偷偷点火暖身。结果这把小火烧毁了一小片草地，但是没有殃及周围树木。事发后引起了严重后果，把总李文瑞引咎自杀，都司欧陛诏被革职查办，这两个倒霉的士兵被发配到伊犁终身为奴。
这期间张宗信畏罪潜逃，最后还是难逃缉捕。
把总是正七品绿营武官，而都司则是四品的中级军官，这件小事引发了如此严重后果，不由地令人胆寒。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两人点火时间是农历八月，此时正值初秋，初秋即已如此寒冷，可以想见隆冬巡防的官兵肯定更冷、条件也更加艰苦。
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地方当差，官兵几乎没有油水可捞，有的官兵铤而走险，打猎换钱或改善生活，一经发觉，那也是严查严办。
道光六年时，外委把总崔思通就嘱咐官兵招引百姓进入风水禁区打猎，他们从中分取猎物。这件事被上司发觉，崔思通被罚到了大西北做苦差。
禁区在民国时成移民开发区
因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严苛的处罚制度，东陵建成后的20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大的火灾。两大风水禁区也平安无事。政府对“后龙”禁区的封育也一直持续到了辛亥革命后。
清朝灭亡后，东陵的管理日益松懈，因为民国政府的拨款没有及时到位，东陵驻守官兵失去了生计。后来，东陵守护大臣载泽和总兵崔祥奎奏请溥仪并报经民国政府允许后，“后龙”的900顷土地被拿出来开发。与此同时，来自20多个县的移民迅速涌入这片未开垦的土地定居。
“后龙”禁区内的煤矿、金矿得到了开发，这背后自然也有北洋将领的资本支持。生财有道的载泽也从中分一杯羹，他搞了一个“山林垦采植总局”，将参天大树倒卖赚钱。
到了1930年时，原来的“后龙”禁区内已经有了七个行政区和125个村子，在这一年也成立了正式意义的兴隆县（以境内的兴隆山为名）进行管辖。
而在今天的兴隆县还有以头拨子、二拨子、三拨子为名的八个“拨子村”和拨西村、拨东村。从今天的地图上看，这八个“拨子”村的相互距离在2-3公里之间，分布得非常规律。毫无疑问，这些村子都是当年的绿营兵军营。
本文相关参考及引用资料：《清东陵区域界桩管理初探》《清代东陵防护初探》《浅析清东陵“后龙”禁地的近代开发和利用》《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