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宋朝两次亡于异族政权？
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北宋靖康之耻与南宋崖山之战的悲惨事件。靖康二年（1127），金人南下包围汴京，最终攻破汴京，大肆掳掠，将宋朝皇帝及一众皇子皇孙、妃子宫女打包掳走，可谓千古惨案，北宋也就此灭亡。公元1279年，南宋残余势力被元军包围在崖山，最终南宋军队全军覆没，南宋就此灭亡。
文明高度发达的宋朝为何会屡次被异族政权征服呢，个中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一、 富国与弱国的矛盾
1. 发达的经济与糟糕的军事能力
众所周知，宋代是中国古代王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巅峰时期，两宋时期的社会经济
高度繁荣。根据现代学者对《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国用》的统计表明，宋代年财政收入最高时曾一度高达1.5亿缗，平均财政收入也在1亿缗上下。国家财政收入之高在中国古代王朝中也名列前茅。
宋代财政收入之所以如此之高，正是因为宋朝经济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城市手工业部分日益分化，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行”。在长安有220行，在临安有414行，这些行会是手工业者自发组成的民间组织，这种行会数量的增加彰显了宋代城市手工业的高度发达。
此外，宋代的对外贸易极其发达，外贸收入是宋代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宋代与五十多个海外国家展开贸易，宋代商人的足迹遍布东南亚，还远至阿拉伯、非洲等地。当时的广州外贸商人人数一度高达数万人之多。
根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太宗时，市舶司岁入就高达三十万缗，到南宋初年，岁入高达二百万缗。
正是因为宋朝有着如此庞大的财政收入，宋朝才能养得起人数庞大的军队。根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太祖时期，军队人数约为37万，到了宋仁宗时期，军队人数已经飙升到125万。
不过，也正是因为宋朝军队数量过于庞大，杂而不精，战斗力不强。正如欧阳修所言：“（宋朝士兵）多不识阵战，无事饱于衣食，其势不得不骄情”（《欧阳忠公文集》）。宋朝的军队物资供应充足，不会缺衣少食，但宋朝军队大多疏于操练，不堪大用，以至于欧阳修认为这些士兵太过“骄情”。
所谓“骄情”其实就是现代白话文中的“矫情”，就是说这些士兵每个月拿着国家的粮饷混日子，不愿意用心操练。
强大的经济实力与虚弱的军事实力让宋朝出现了一幅吊诡的局面，一方面，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民变较少出现，有宋一带，没有出现威胁王朝生命的农民起义事件，国内整体局面较为稳定。
另一方面，宋朝对外战争屡战屡败，极少获得胜利，最终亡于异族政权之手。
2. 低下的行政效率与守内虚外的行政方针
宋朝亡于外族而非内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朝本身的政治架构利于内部稳定，不利于应对外部危机。
五代时期，各地武人争斗不朽，短短几十年内，在北方地区先后成立了5个由武将建立的王朝，在长江以南地区先后出现了10个王国。
有鉴于王朝的频繁更迭，北宋政府建立后将中央的民政、军权、财政分开，分别由中书省、枢密院和三司管辖，三者相互独立，互不统属。
一方面，这种分权措施避免了权臣篡位，保证了宋朝皇室不会被臣子推翻；另一方面，这种分权制衡的架构使得宋朝的行政效率低下，只能应对国内的日常政务，无法应对外来游牧者的挑战。
李纲曾一语道破了这种万事求稳的行政方针，他说道“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维持军政，万世不易之法”（《宋史》）。李纲将这种分权制衡的结构视作“万世不易之法”。显然，他看到这种结构的因循守旧与万事求稳的内在理念。
除了在军事实力上无法应对少数民族的挑战，宋朝本身还执行了“守内虚外”的置兵原则。所谓守内虚外是指，在宋代君主看来，国家的心腹大患在政权内部，外来冲击不过是偶然出现。
这种守内虚外的理念在宋太宗的一番话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宋太宗说道：“外患不过边事，皆可预之为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宋太宗的话体现了宋朝君主的一贯想法，即内部权臣、民变最为可怕。
正因如此，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并不在边疆，而在国内各个重要城市、关口。宋太祖开国之初，国家军队只有20万左右，但是，当时的京师汴京就有超过10万的军队，占据了全国军队数量的一半，其余军队分别驻扎在全国各要冲地带，其主要目的是镇压百姓的叛乱，维持地方稳定。
与此相反，在与辽国、西夏等少数民族接壤的边境，宋朝只驻扎了少量禁军和一部分当地的州县兵、民兵，这意味着，宋朝对辽和西夏实行的是消极防御政策，只要部署最低限度的兵员，防守住防线即可。
正是因为宋朝将内乱视作心腹大患，不重视外患，有宋一代，边境战事出现之时，宋朝政府仓促拼凑军队，开赴前线，结果往往是宋朝军队不堪一击。
如宋太宗时，辽兵南下，宋军奔赴前线却无济于事，辽骑出入燕赵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便是号称文武全才的范仲淹，他在驻守西北之时采取的也是坚壁清野，不轻易出击的政策。这种不轻易出击的消极防御政策，致使北宋边防力量进一步衰落，西夏、辽朝日益猖獗，北宋王朝终于在这种国策中覆亡了。
二、 窝里横与软脚虾
1. 对内重拳出击
宋朝在对外战争上屡战屡败，在对内镇压农民起义上却是常胜将军。这得益于宋朝实行的严密且手段多元的防范与镇压民变政策。
首先，宋朝政府规定，一旦有民变发生，地方官必须及时逐级上报。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贼盗发，本州即时注籍……限三日奏”。
在宋朝法律中，反政府的民变与纯粹的强盗统称为盗贼，适用相同的法律。所以，一旦地方出现民变，地方官必须在三日内上奏朝廷，一旦没有及时上报或瞒报，地方官就会收受到严厉处罚，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宋朝民变无法迅速坐大，往往会被中央派遣禁军迅速镇压。
其次，宋朝以一定的制度将民间力量组织起来，共同警惕甚至消灭民变。最典型的防范民变的宋朝制度就是保甲法。
保甲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十家为一保，十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各有长。保甲法就是用十进制的组织方式将百姓组织到一起，形成一种半军事化的互助互卫的组织。
尽管后来保守派上台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保甲军事化的进程被彻底中断，但是，宋朝保甲依旧保留了较强的组织性和战斗力。两宋时期，出现了许多保甲组织参与平定民变的案例。
如靖康元年（1126），严州（今浙江建德）倪从庆以勤王为借口召集民众发动叛乱，在平定倪从庆叛乱的过程中，严州保甲与官兵一起围剿贼寇，起到了防止贼寇迅速坐大的关键作用。
到了南宋，王安石变法措施几乎被全部废除，唯有保甲法得以完整保存并被明清沿用，由此可见，保甲组织在防卫、平定民变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对外唯唯诺诺
有宋一代，宋朝对内部民变百般防范、重拳出击，对辽、西夏、金朝却一味妥协退让，以至于和议成为宋代对外交往中的主流思潮
自从宋太宗对辽战争失败后，宋朝彻底放弃了主动进攻方针，转向对辽朝的妥协与退让。以至于，在宋真宗年间，辽军大举南下，他的第一想法不是战斗而是打算迁都和逃避。在寇准的劝谏下，他才勉为其难地御驾亲征。
即便如此，在斩杀了辽军先锋大将的情况下，宋真宗依旧选择退让议和签订了澶渊之盟。
此后，面对辽国要求增加岁币的要求，宋仁宗更是无耻地说出：“北朝所欲，不过租赋尔。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代之”。
从宋仁宗的话中不难看出，宋朝君主有着怯战、畏战的心理，只是想着用金钱换取和平，这种苟且求和，对外唯唯诺诺的心态最终使得外族日益嚣张，以至于宋朝亡于外族之手。
总结
有宋一代经济繁荣，号称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富庶的朝代。可是，这样一个经济总量极高的王朝却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政权前节节败退。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宋朝糟糕的军事能力密不可分。
发达的经济使宋朝内部较为稳定，糟糕的军事力量使得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最终使得游牧民族日益壮大，灭掉宋朝。
此外，宋朝本身秉持守内虚外的方针，将主要力量用于防范内部叛乱，建立了严密的防范、镇压民变的制度，却对西夏、辽等外族势力唯唯诺诺，一味苟且求和，最终导致外族猖獗，两宋亡于异族政权之手。
参考文献：
1. 郭文佳.对外战争的失败与北宋的军事制度——兼谈消极防御的传统国策[J].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3(02):55-58.
2. 许璇.略论宋代军事力量衰弱的原因之一——重文轻武,加强皇权,削弱将权[J].黑龙江史志,2008(1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