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靡不有初开元元年努力工作，读资治通鉴
公元714年，也是开元元年，这一年开始，李隆基开始了他的执政。
李隆基颁布命令，“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这是李隆基的干部选拔原则，即选拔有才能和有政绩的官员为高级干部。很多人认为这不是常规操作吗，怎么会郑而重之的以诏命的形式来明确，那就说明此时的大唐的干部选拔制度已经不是以才能和政绩为标准了，这是一种及时的纠偏。大唐的干部选拔应该是从武则天后期开始，任用私人已经成了一种风气。
当然所谓的“永为恒式”、“永不加赋”等行政命令听听就算了，因为管理国家每天都千头万绪，面对具体的问题都需要具体分析，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事情。做人做事只有一个准则“永远不变的原则就是永远要变”，《易经》中的易就是变得意思。
唐玄宗任命卢怀慎为检校黄门监。
唐朝的制度，关于音乐的事情都归太常寺来管理。李隆基把倡优杂伎从太常寺分出来，划归教坊司来管。而且李隆基精选了一个数百人的戏曲班子，李隆基经常在梨园亲自指导他们排练，他们于是自称“皇帝梨园弟子”。从此唱戏的都称为梨园行。大臣们虽然整天劝谏他把精力多放在朝政上，唱戏、跟道士炼丹、打猎这些兴趣爱好最好能戒掉。对于这些劝谏李隆基虽然从来不听，但是也不会责备劝谏的人。
儒生特别是宋朝以后的儒生，总是要求皇帝不要有任何爱好、也不要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最好是个没有感情的人形图章，而最接近这个标准的是宋仁宗和明朝的弘治，所以这两个皇帝收获了文人的高度认可。但是这两个皇帝的治国能力到底怎么样呢？
李隆基在这一年也开始了抑制佛教发展的工作，自从唐中宗开始，大唐的贵族以营建佛寺为时尚，很多富户子弟通过出家当和尚来逃避徭役，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姚崇建议抑制佛教的发展：“皇上，石勒宠信和尚图澄，但是后赵很快就灭亡了，苻坚宠信鸠摩罗什,前秦很快就灭亡了。高澄、萧衍笃信佛教，但是他们都不得好死。所以佛教没啥用。作为皇帝把天下苍生都照顾好了，就会有福报。纵容这些和尚，是破坏国家的法度。”李隆基很认可姚崇的说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淘汰不合格的和尚、尼姑，有一万两千多和尚、尼姑被强令还俗。并且下令，以后和尚庙损坏了不得死自修缮，必须到有关部门申请，得到确认批复还才可以修缮。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李隆基的宗教信仰是道教而不是佛教。
从李世民时期开始，大唐就以营州为根基经营东北，攻略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等东北各民族。营州就是以朝阳为中心的辽西地区。但是武则天的时候则丢失了营州，于是东北战区的中心从营州迁到了东渔阳城，在今北京附近。直接从辽西改到了山海关以内，这样有一些鞭长莫及。当时大唐的中央已经有了重新经营营州的计划，正好赶上薛仁贵的儿子薛讷提议，进攻契丹重新经营营州，于是李隆基任命薛讷为紫微黄门三品，统筹攻打契丹收复营州。
强调一下薛讷是薛仁贵的儿子。
李隆基的弟弟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侵夺百姓的财产，被御史给弹劾了。姚崇、卢怀慎坚持严惩王仙童，从此大唐贵族开始收敛，不敢轻易犯法。
有人告发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不满言论，李隆基把他们下狱交给紫微省审讯。刘幽求等人表示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都求情：“皇帝陛下，刘幽求等人牢骚是有的，但是有情可原，毕竟他们都是功臣，现在却都被闲置，所以难免沮丧，说点怪话。您如果因此处罚他们，会让天下人不服气的。”李隆基仍然坚持将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将钟绍京贬为果州刺史。奉旨巡视边防部队尚未回朝的紫微侍郎王琚，也因是刘幽求的同党而获罪，被贬为泽州刺史。
这里有两点要注意：1、千万别说领导的坏话，如果你说了你领导总是能通过各种渠道知道，别有侥幸心理。2、你现在和以后的地位是由你现在和日后对组织的可能存在作用所决定的，而不是你过去对组织的贡献所决定的，所以你曾经为组织流过血、负过伤不会打动领导，但是你还能带兵打仗才是领导会记得你曾经流过血、负过伤的原因。历史上晋国公手下有一个叫魏犨的猛人，腰被砸伤了他却用模板绑住，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还能打仗，以此晋文公没有杀他，而不是跑到晋文公面前痛哭流涕的陈述他曾经配晋文公流亡十九年以及他为晋文公立下多少功勋，这就是现实。但是人们在职场中通常把因果关系搞错，最终被抛弃。
李隆基捣毁了武则天修建的天枢大殿，并把其中的铜料、铜像、铁料都融化用来造钱，竟然一个多月都没熔完。李隆基还让人咋毁了韦后用来给自己歌功颂德的石碑。
魏知古是小吏出身，现在虽然也跻身宰相，但是姚崇仍然非常鄙视他， 让他负责洛阳的管理选拔考核，而中央的管理选拔考核则让别人负责，魏知古因此对姚崇心怀怨恨。这也导致了姚崇的儿子跑到魏知古那里请托办事，魏知古一点面子也不给，到李隆基那里告了姚崇的黑状。李隆基因为此事召见了姚崇，姚崇为了展现自己没有私心，而让两个儿子罢官回家，虽然后来姚崇报复魏知古，让魏知古罢相去做了工部尚书。这就是一个非常两败俱伤的例子，姚崇作为宰相，因个人的喜好而亏待魏知古，魏知古为了报复而黑了姚崇的儿子，姚崇又黑了魏知古。这样的斗争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姚崇真的认为魏知古不能胜任工作，他如果正大光明的来处置，魏知古就没有了报复的机会。职场中上位者要避免这样的无所谓的攻击。
司马光对于李隆基前两年的执政的评价是：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获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不慎哉！
司马光仍然把一个皇帝的成功归结是否能够节俭，这个是非常扯淡的，一个皇帝是否能够成功不在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司马光为代表的文人集团总是把道德水平等私德和皇帝成功与否划等号，其实司马光这些人是不知道怎么把国家搞好的，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如何保持私德而已。
对于李隆基的评价，唐朝人和后人的评价两极分化特别严重，唐朝人对于唐玄宗更多的是怜悯，而后人对于唐玄宗更多的是口诛笔伐。因为唐朝人是切切实实的享受了唐玄宗带来的三十多年的太平盛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人对于唐玄宗多溢美之词。同样的道理，今天的很多伟人可能在百十年之后，由于受惠于其德政的人的记忆已经消退和评价标准的变化会，可能会导致今天的伟人会有其他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