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朝国号

这段历史是中国文化中的常识，但是商朝国号是“商”还是“殷”在历史典籍里都没有得到统一，所以商朝到底国号是什么？

01 国号源自商族

想要知道殷商，必须追根溯源。商的国号来自商族，商族源自哪里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史学界一直都有纷争。

总结下来有五类，陕西、东方、河北、东北和晋南。其实商族是经常迁徙的民族，其活动区域并不局限和固定。

有部分学者认为商族起源于陕西或者说是西部。其中见于史料的有上洛商和陇西商。

上洛，《史记·殷本纪》曾记载，契因辅佐禹治水有功被舜帝封于商，赐姓子氏。

他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曾经感叹，举起义之事的人往往出于东南，但是真正建立国家获得实利的人往往来自西北，所以大禹在西羌兴起，而商汤兴起于亳。

由此可见司马迁认为商族起源于西部地区。

晋时皇甫谧就认为商在今上洛商县。唐朝的李泰也认为，商州向东八十里的商洛县是商的起源地。《水经注》也曾记载，契封于商。

契就是帝喾之子。上洛商即是今日的商洛市，为今陕西省地级市。

部分学者认同商源于陇西，因为商是自西向东迁移，并且认为正是因为这种西东文化的融合，为了巩固统治商接受了玄鸟文化。

而一些出土的甲骨文卜辞和文献考证似乎也论证了商族源自陕西境内。

学者李民则认为商族来自晋南，在他的描述中商起源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和山西永济县中间，在此居住生活，后来沿着黄河一路东迁，到达豫东地区，佐证这一看法的是垣曲商城的发现。

但是垣曲商城的年代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相仿或略晚。因此，晋南说也缺乏有力证据。

而商族起源于北方学说，认为商族或许起源自河北或者豫北地区，其中据学者邹衡考证，二里冈文化的漳河型文化是先商文化，地处现今的豫北、冀南和山西一线的三省交界处。

而考古工作也为其提供佐证，1974年对于河北磁县时村营乡下七垣村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虽然商族起源有多种学说，但主流认为商族起源自北方。

而商的国号也就是从商族继承下来。

02 不同时期的国号称谓不同

在先秦时期商朝国号主要还是以商为主，其中以《商颂·玄鸟》中曾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商颂·长发》其文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其中主要以商来代称，而殷更多指的是土地。

再看《尚书》，《尚书》里在区别周的时候称商国号为商。

《尚书》中微子曾经说，王子！天要降下大灾灭亡我们商朝，但是商朝上下的君臣却天天饮酒作乐，不畏惧老天的惩罚，不听取年高有德的旧臣的话，现在还有臣子敢偷盗祭祀的牺牲和礼器，无论是藏是饲养还是再杀掉都没有定罪，再看平民，他们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即使民怨沸腾也不收手，众多民众无处告解。

《书序》中记载，“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

但是在讲述商王朝建立历史的时候，多称其为殷，但是从周王朝的视角看去，多称其为商。

也有将殷商合用的情况出现。

比如《大雅·大明》中提到，殷商已经集结大批军士，军旗就如同林木一般茂密，我们的武王在牧野兴师，他说我们一定是最所向披靡的军队。在这篇《诗经》中殷商两字并用，都是代指商朝。

到春秋时期，殷商混用的情况依然存在，《左传》中记载楚国为了救郑国而讨伐宋国，宋国国君想要出兵，大司马公孙固劝阻说，“上天已经遗弃商很久了，君王不能现在振兴它，这样做是不明智的。”，也有“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的说法。

而《论语》中则保持一致，一直称其为“殷”。《论语·为政》曾经记载过这样一段故事，子张向孔子请教，从今往后十代以内的礼仪制度是否可以预先知道。

孔子回答，按照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周朝又继承商朝的礼仪制度，这样一层层的推论，是可以知道的。在这里孔子称其为“殷”。

《孟子·公孙丑上》中记载，孟子和公孙丑讨论辩论，孟子对公孙丑说，不可和文王同日而语，从商汤到武丁，圣贤的君主已经有六七位了，天下已经归顺殷朝很久了，再久很难改变了。其中孟子也称其为殷。

荀子对于商朝的称呼并不确定，有时称殷，有时称商。《荀子·儒效》中说，周公杀了管叔，使得殷国成为一片废墟，但是并没有人认为周公残暴。

而在《荀子·正论》中则说，武王曾经讨伐商朝，诛杀商纣王，砍掉了他的头颅。

其他一些先秦时期的著作比如《商君书》《墨子》《庄子》等都是殷商混用的。

先秦之后，尤其从汉代开始殷商混用的情况越发明显。司马迁在书写商朝历史时，就将该篇命名为《殷本记》，他在记述商朝有关事件时一以贯之地用“殷”来指代商。

而王充的《论衡·偶会篇》则说明，夏朝、殷朝穷困，夏桀、商纣残暴，商朝、周朝有礼数，商汤、武王德行丰沛。

在和夏朝并称的时候称商为殷，但是和周朝并称时，又称其为商。

到了唐代，唐太宗则是“殷汤”、“殷纣”、“商辛”混用，由此可见在唐朝对于商朝的国号并没有定称，更具有随意性，只要能理解就可以。

相比较于帝王和民间的随意性，作为受儒家思想洗礼的文人则更加具有某些执念。比如大文学家韩愈就一直称其为殷。

在《论佛骨表》中写道，殷汤活了百年，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上虽然没说他们寿数几何，但是推测应该也不少于百岁。

柳宗元对于商的称谓用法远不如韩愈严谨。他在《梓人传》中提到，到殷、周而在《封建论》中则说，夏朝、商朝、周朝、汉朝都是封邦建国所以延续长久的。

到了宋代对于商的国号出现过短暂的统一，一般都称之为商。在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介绍商的时候写道，商国，左边是孟门，右边是太行，常山在它的北面，大河流经它的南边，因为为政残暴没有德行，武王才讨伐的。

王安石在《书义序》中说道：只有夏朝、商朝、周朝遗留下来的典籍，在秦朝几近灭亡。

欧阳修在《正统论序论》中提到，得到天下要有正义，而能够使得天下统一的正统都有尧、舜、夏、商、周、秦、汉、唐。

苏轼则在《濠州七绝》中写道“跨历商周看盛衰，欲将齿发斗蛇龟。空餐云母连山尽，不见蟠桃著子时。”

宋代统称商的原因可能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名为赵弘殷有关，为了避讳皇帝名讳只称其为商。

在宋代短暂得到统一后，“殷”“商”之争依旧存在，直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还无定论。

明朝时期文学家归有光则在文集中说到“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又说“以前唐人都城在河东，殷人都城在河内，周人都城在河南。”

而明清之际的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从秦汉以来，天子孤立没有得到有效的辅佐，使得王朝不能像商朝、周朝那样绵延隆昌。但是其后又写道，武王讨伐殷国，连严谨如王夫之的史学家也没有刻意去区分“殷”“商”。

而这种争论持续到了民国时期，朱自清曾经给闻一多的《唐诗杂论》作序，序中提到“最显著的标识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花纹变为殷周的铜器花纹，以及农业的兴起等。”

大学者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里写有，商汤取代了夏朝、武王取代商朝，固然因为他的武力和德行，但是商汤、武王都是帝喾的后代，本来就应该继承天下。

就连史学家郭沫若对于殷商两字依旧是混用的。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第十二章写夏殷的灭亡，第十四章写商周的兴亡。

是“殷”是“商”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文化下所形成的基本常识那就是殷商都是指代距今三千多年前，那个崛起在中国北方大地，有着璀璨耀眼的青铜文明和独特的巫政合一政治制度的朝代，这个朝代留给后世众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殷”“商”之辩在学界，从先秦到近现代，纵览这几千年关于商朝国号的争论都不曾停息过，也不曾有一个定论，只在宋代由于避讳得到短暂的统一。

只是到现代大家都比较偏向于称其为商。史无定论，到底是“殷”还是“商”还有待史学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贾文彪《商族起源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