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被打事件背后的复杂博弈：跟这群虫豸在一起怎么治理好大宋

但是在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的熙宁四年，就在最为关键的募役法（免役法）试行即将完成将推行至全国之时，爆发了东明县百姓进京到开封府告状不成，反而围堵宰相王安石的事件。王安石不得不以自己不知情为由，建议他们到御史台报案，但御史台拒不受理，百姓只得悻悻而归。实际上在了解这件事情背后所有的参与者以及其背后庞大的关系网后，才能替当时主持新政的王安石感慨一句：跟这群虫豸在一起确实治理不好大宋王朝。

首先是出乱子的东明县县令贾藩，一切根源在于他随意调高百姓的财产评级并且拒绝修改，因此引发民变。贾蕃（1019-1089 年），管城人，贾琰的曾孙。贾琰是赵光义尹京之时的旧班底，最后直接担任到三司副使的位置。而贾藩的父亲是贾昌龄，他与范仲淹是老朋友，其墓志铭是范仲淹亲自撰写的。贾蕃出身名门，以尚书遗恩入仕，调开封府开封县主簿，移封邱，监颍州酒税，移凤翔府郿县令，改大理寺丞，知耀州富平县，升为太子右赞善大夫、殿中丞、国子博士，赐五品服，改虞部、比部二员外郎，知青州临朐县事，迁驾部，知渠州。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知开封府时，举荐贾蕃为东明县县令。

贾藩是没有进士头衔的，他能稳定进步，受到韩维推荐，最关键在于他是范仲淹的女婿。因此我们就很容易想象贾藩对于新法的立场——必然会与范仲淹的那些老朋友们韩琦、欧阳修、富弼等元老重臣，以及其妻舅范纯仁态度高度一致。

而紧接着当时作为开封府尹的韩维，拒绝接受了东明百姓的控诉。实际上开封府作为首都的一级官府是可以接受外地百姓的诉状的，更何况东明县本来就归属开封府辖。事实上开封府一直都有接受越级控告的传统，包青天的故事不完全是戏说。

但是很不幸，韩维是地道的旧党。他出身于真定韩氏家族，其父韩亿在真宗朝担任参知政事，其母为宰相王旦之女，而韩亿当年曾经受到范仲淹举荐。韩维的兄弟、韩绛、韩缜皆官至宰相，可谓出身名门望族。韩维本身以父荫而入官，不像两个兄弟，历史中并无其中进士的记录。他在为父守孝后快速进步得益于文彦博、富弼的举荐。富弼去世后的墓志铭就是由韩维撰写。而另外一方面，在宋神宗为淮阳郡王、颍王时，任命韩维为太常丞，充记室参军，是宋神宗的东宫旧臣，因此很快受到重用。

而在御史台本应按照规定受理案件却推脱的御史中丞杨绘、刘挚则更是旧党反对新法的干将。从整个时间来看，贾藩有意挑起事端，并且不去阻止百姓群诉；在开封府韩维以这事是新法事宜为由直接把事情推给了新法的领袖王安石，而随后百姓非常顺利地找到王安石府邸并闯入将其围困更是让人啧啧称奇。王安石担心事情闹大，并没有建议百姓去敲登闻鼓而是前往御史台，结果御史台拒绝接受，百姓只得离开。

宋史类重要参考书目

从头到尾，贾藩、韩维、杨绘、刘挚生怕事情闹得不大，不能阻止新法推行乃至于彻底废除新法。

杨绘曾经在此事之后上书，指出助役之法难行有五：

民难得钱，一也；近边州军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先乞议防此五害，然后著为定制。仍乞诫励司农寺无欲速就以祈恩赏，提举司无得多取于民以自为功。

而刘挚又上书历陈助役之法有十害：

天下户籍，均为五等，凡户之虚实，役之轻重，类皆不同。今敛钱用等以为率，则非一法之所能齐。若随其田业腴脊，因其所宜，一州一县、一乡一家，各自立法，则纷错散殊，何所总统？其害一也。

1.对各家庭进行财产评估有极大难度。

新法患等籍之不得其实，故令品量物力，别立等第，以定钱数。然旧籍既不可信，则今之品量何以得其无失?其害二也。

2.旧的档案数据不可信，新的评估数据怎么能够保证没有问题呢

上户常少，中、下之户常多。上户之役数而重，故或以今之助钱为幸；下户之役简而轻，故皆以今之助钱为不幸。优富苦贫，非法之意，其害三也。

3.上户少中下户多，上户徭役很重，交钱有利于生产，下户徭役比较轻，交钱反而加重负担。

新法所以令品量立等，不取旧簿者，意欲多得雇钱。患上户之寡，故临时登降，升补高等，以充足配钱之数。疲匮之人，何以堪命？近日府界，其事已验，其害四也。

4.基层官府是有动机多收钱的，因此会私自提高户等，导致百姓受损。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不可阙，则助钱非若赋税有倚阁减放之期，其害五也。

5.农业生产有波动，徭役劳动力是固定数字，而且不能缺少，这个缺口现实存在。

农人唯有丝绢麦粟之类，而助法皆用见钱，故须随时货易，逼于期会，价必大贱。借使许令以物代钱，亦复有退简壅滞及寅缘乞索之患，其害六也。

6.农民需要把产品销售才有钱用以交税，会受到市场波动的损害。

两税及科买贷责，色目已多，使常无凶灾，犹病不能花公私之费，及起庸钱，竭其所有，恐人无有悦而愿为农者，其害七也。

7.农民负担已经很重，再额外加重负担可能会使得没有人愿意种地了。

徼幸之人，又能寅缘法意。如近日两浙科一倍钱数，欲自以为功，而使国家受聚敛之怨，其害八也。

8.基层的官员可能通过多收助役钱来讨好上司，让国家背上聚敛的名声。

乡、县定差，循环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犹须十余年而一及之，至于下役，则一二十年乃复一差。今使概出缗钱，官自召雇，雇直轻则法或不行，重之则民不堪命，其害九也。

9.之前的差役实际上很多年才能轮一轮，现在每年都要收钱雇人。花钱多了整个制度无法维持，花钱少了则老百姓受不了。

夫役人必用乡户，盖有常产则自重，性愚实则罕欺。今既雇募，恐止得轻猾浮浪奸伪之人，其害十也。

10.花钱雇来的都是轻猾浮浪奸伪之人，不好管理。

我们不能说杨绘、刘挚说的没有道理。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尤其是改革进程中，从来都不缺这种“键政家”，只觉得这个措施不好那个措施不行，而没有相应的有效措施进行修正弥补。但是有宋一朝，甚至在整个的中国封建帝国时代，“对不对”比“怎么做更好”要重要的多，党同伐异向来如此。

《清平乐》庆历时期截图

但是王安石变法随后出现问题很大问题也在于这人事问题。

但就以我们所说的募役法来说，你说它真的损害老百姓利益吗？未必。你说它真的减轻了老百姓负担吗？也未必。它唯一的好处是自己的一般农民以及中小地主劳动兴趣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对于很多普通的农民来说，他们情况并没有变坏也没有变好，改革也没有给予他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双肩上添什么。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是逐渐缓和了和放宽了整个国家对他们的剥削和土地对他们的束缚的，至少他们的情况不会变坏，而且在长远看来只会变得更好。

而当这束缚一旦解开以后，真正受损的是那些需要把农民牢牢束缚在自己土地之上的那些大地主们，他们是真正受损的。所以从一个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这个改革对于普通农民乃至那些无地农民那些客户也有非常好的影响的。但伤害的甚至有非常多土地的非常多商户的非常多利益的那些大地主们、那些大官僚们，真正伤害的是他们。

而也是他们包括我们所讲的韩琦、富弼、文彦博，他们对于这项改革是持以最为严厉的反对态度的。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些元勋旧臣，这些王安石变法时候的反对派，这些所谓的旧党，他们在三十年前却是庆历新政中的坚定改革派。

那庆历新政与我们所说的王安石变法或者熙宁变法之间巨大的矛盾由何而来？

为什么旧党这些曾经改革派会反对王安石变法？

这真的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利益矛盾问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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