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是与非
赵顼登基刚满一年就跳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和新调入的中央干部王安石进行了一次专门对话。其实赵顼在王安石调入中央前，就曾多次和当时德高望重的韩琦，富弼等人交流过意见。但这些元老重臣认为国家形势一片大好，不需要进行任何改变。尤其是自诩为贤相的富弼直接告诫皇帝："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这显然不是皇帝想要的答案。所以，王安石从知江宁府被上调到中央任翰林学士。皇帝的这次越次入对让很多人意识到了皇帝对现任班子的不满，但很多人还是没想到一次巨大的变革即将开始。
其实，赵顼这么迫不及待的改组政府，源自他心中的不安和挫折感。当时社会看似一片祥和，但实则危机四伏。从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算起到宋神宗熙宁元年，大宋俨然经历了百年风雨。这段时间对经过晚唐到我带长达百年残酷战乱的人民来说，宋朝的这种稳定持续的统治，已经是难能可贵的盛世，用赵顼的话来说，算是粗致太平了。的确，如果有人来到东京汴梁城，一定不会怀疑自己来到了盛世之都。
但这是有代价的。开国之初，宋军每平定一个地方的割据势力，就立即将其府库收藏整体搬运到汴梁，为此激起民变也在所不惜。同时，还把割据势力的上层人士迁到汴梁。和平时期，朝廷每天都从诸道搜刮大量物质和财物送到东京，这就造成强干弱枝。东京全方位碾压宋朝其他地方，成为了宋朝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宋朝拥有庞大而效率低下的军队，宋朝为了防止地方叛乱，将全国的兵力1：1的配置在京畿和各地，可想而知为了保持京城的兵力，朝廷付出了多少钱粮。此外，宋朝为了防止流民叛乱，把很多破产的农民，招入军队给他们一口饭吃，防止他们叛乱。这进一步导致了朝廷的军队负担。有数据指出，朝廷的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5/6。
除了冗兵之外，宋朝的官僚系统的冗官也给统治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为了限制军权，朝廷大费周章的拆分事权。很显然，朝廷不只是在军队方面做出限制，在行政方面也设置了很多多余的官位，来限制地方权力。这就导致朝廷设置了很多官位相互掣肘，效率低下。宋朝需要花费甚多，那朝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是征税。朝廷赋税不断加重，税种不断变多，造成了越来越多人破产，从而变成流民被编入军队，军队冗兵越来越多，而从事生产的人越来越少，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
同时，宋朝不抑制兼并，百年间东京人口由200多万户增加到1291万余户。按照常理相应的耕田数也应该增加，因为当时还存在许多耕地尚未开垦，但耕地却从5亿余亩降低到2亿余亩。原因是，富者利用权势不断兼并土地，但又没有足够能力去开垦，土地大量被闲置，但很多人却没有土地。最终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种种问题下，很难不让皇帝有改变的想法。
那为什么皇帝要让王安石进京并让他主导改革呢。现在我先来介绍一下王安石，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治所清江县内，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个临江军判官，王益是北宋时最常见的本分、爱民的地方官。王益用“恩信”治理百姓，曾“历岁不笞一人”。但王安石并没有继承到父亲的性格，王安石性格执拗，不修边幅，对事物的评判常有不及人之处。他认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无稽之谈。后世他的想法被人总结为“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从小认真治学，科举考试得了第四名，先后在很多地方当了地方官，因为屡次拒绝去中央当官，被很多人认为不慕名利，当时黄庭坚亲自去考察这鼎鼎大名的临川人，给出了“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力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这些为王安石收获了优秀的名声。宋神宗正是通过王安石优秀的名声，了解到他，并把他召集入京。王安石入京后给宋神宗递交了一份《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份札子中王安石论述了宋朝遇到的问题，这更加重了宋神宗变法的决心。
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变法正式开始，王安石和宋神宗首先设立了一个统筹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新机构级别高，而且权力极大，日后的很多新法都是通过这个机构颁发的。然后，为了推进新法，王安石把很多支持变法的人安排很多当时人认为的冗官，然后在变法开始后，给这些职位赋予很多新职权以此来推进变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也有个先后顺序，把能很快看见成效的新法先推进，而容易激起反对的新法靠后推行。如：方田均税法。这一套组合拳在前期很好地推进了新法的推行。
王安石的新法农业方面包括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商业方面包括均输法、市易法。军备方面包括：保甲和保马法。
新法变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富国。二是安民。从结果来看，富国这个目标切实实现。熙宁年间，北宋政府收支平衡。而到了元丰元年，宋神宗将新政收入装满了32个仓库。而后又把青苗收入装了20个仓库。
而新法的另一个目标：安民。成为了保守派强烈攻击的地方。熙宁六年到八年，河北等地发生灾荒，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保守派以此为由攻击新法穷民以利国，导致天怒人怨。王安石由此第一次被罢相。
在所有反对变法的人员中，司马光是让人最意想不到的一个。司马光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小时候大家都听过司马光砸缸，司马光在很多人眼里出身名门望族，礼仪俱佳，视富贵官爵如浮云。但司马光确是反对新法最强烈的一个，甚至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只要一提到新法，不管好和坏，司马光就变成一头“司马牛”要把新法斩草除根。司马光的固执让同阵营的苏轼，范纯仁都头疼不已。
但司马光的反对却不是空穴来风，新法存在许多弊病。首先，青苗法初衷是为农民好，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时期，但实际执行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有的小吏为了达到指标强行让农民借粮。而且不同时节粮价不同，有些小吏在粮价最高时把粮借出，在粮价最低时回收，一来一取差价，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此外，王安石单位观念虽然十分先进，期望通过商品的流通和商品总量的增加，让国家和人民都富裕起来。但实施是因为货币不通导致了许多弊病。此外，保马法等把马强派给农民养，一旦马死亡，农民要付出大量赔偿。农民很多人都不会养马，而且有些马因为本来品质差，很容易死亡。这一些更加重了农民负担。
而王安石个性强烈，任何对新法提出反对意见的，都被他打入反对党，进行打压。而有些小人进行政治投机，反而位列高位。后来，新法索性就成了官员晋升的指标，可想而知，官员为了晋升，会盲目执行新法，给百姓造成更大的负担。新法执行越来越变形，变成了单纯为国家敛财的工具，而安民的目的则越来越远。
随着变法的阻力越来越大，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小。而《流民图》是压倒神宗的最后一根稻草，《流民图》是郑侠根据他的见闻画的一幅画，郑侠把画和他论述
新法弊端的文字一起呈递给宋神宗。宋神宗在此之前，已经承受了许多压力。例如：宋神宗母亲对变法阻止，朝臣的沸议，天灾被许多人当作上天的惩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论调的盛行。而《流民图》彻底压倒了神宗，神宗最后停止实行了一部分新法，王安石对此失望，因此罢相。
后来，神宗再次启用王安石为相，但这次王安石发现一切都不同了。王安石提拔的很多官员为了权力开始抹黑王安石，而且宋神宗也不像原来那般信任王安石。而此时，王安石的爱子去世，更让王安石伤心欲绝，王安石再度罢相，后来更是隐居在江宁城外的钟山。
王安石从此退出变法，但保守党和变法党的纷争并没有因此结束。保守党和变法党经过了多次斗争，最后宋军南渡后，认为是变法导致了宋朝的衰败，把除王安石以外的变法党都打入奸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