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才子断奇案，陈子昂替武则天排忧，百年后柳宗元翻案
为此，朝廷上下争论不休，案件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时隔百年，一代文人柳宗元还将其翻案了，并且将他判的状书写入了正式的法律条款。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故事的细节被详细地记载了官方正史《新唐书.孝友传》。
我们知道官方正式在列传部分的人物遴选，那是十分严格的，一个杀人凶手怎么可以作为孝顺的代表列入正史呢？这不是堂而皇之地为凶手歌功颂德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案件的发生啊，是这样的。
朝廷重臣赵师韫被武则天委任为御史，前往长安执行公务，途中在驿站休息的时候死于非命。第二天的仆人们是左等右等啊，就是不见赵师韫出来，到他的房间一看惊呆了，赵赵师韫已经躺在了血泊之中。是谁这么大胆敢向朝廷重臣下手？
赵师韫被杀死的身份的是浴御史，我们知道所谓御史是干一些监察的事务，这种差使是很容易得罪人的，所以动不动就会受到人身威胁这也很正常。面御史被杀这事就严重了，很容易让人想到就是政敌干的，当然是害怕自己那些肮脏的事被揭露了。而且，赵师韫是在官方的驿站被杀的，这才是案件轰动的关键了，要不武则天为何会如此重视？谁这么大胆？
这个答案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种种的悬疑。御史被杀的消息传得很快了，地方官自感责任重大，就赶紧派人来调查。没想到正慌神之际，却有人非常淡定的来自首呢。有一个叫徐元庆的年轻人来到衙门，自称是他杀死的赵御史。他面无惧色，而且理直气壮。那么，这个年轻是为什么要杀赵御史呢？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徐元庆的的身份是驿站的驿夫，也就是说，他是驿站的差人。这并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差使，和现在的服务生一样，也就是打工混口饭吃，只不过他吃的是官饭。他告诉地方官说，他只所以到驿站当驿夫，并不是为了讨生活，混口饭吃，他就是要潜伏在些，瞅机会刺杀赵师韫。他还说，他已经隐忍很久了，终于等到了机会。这赵师韫和他有何过节，值得他下如此大的功夫？
原来赵师韫在担任御史之前，曾经做过县尉，他在当县尉的时候处死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徐元庆的父亲徐爽。我们知道，在儒家思想中，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徐元庆为了给父亲报仇，处心积虑的伪装成驿站的服务生，也就是为了报弑父之仇的，好在天随人愿呢。
赵师韫作为一名朝廷重臣，他每次出行的时候都配备了不少护卫随从等，那可以想象一下，一介草民想要杀死一位朝廷重臣那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个是如何杀的，史书并没有记载，但不难想象，这个徐元庆也是非同寻常了。疑问来了，徐元庆的父亲徐爽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呢？赵师韫为何要杀死他，有没有合理性呢？
可惜呀，旧唐书载记载这个故事时，只用了区区不到50个字。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答案。御史被杀，大案很快告破，杀人凶手自己来投案，接下来应该按照法律审理判决，但没想到案子在审理环节上，官员群体产生了巨大的意见分歧，甚至朝廷上下市井百姓都在议论这个案子。因为徐元庆公然杀害朝廷重臣，从法律层面上来看，无疑是犯了重罪，但他是为报仇，所以从礼的角度衡量算是孝。该怎么判定呢？
法官拿不定主意，案子一层层报到了武则天那里，武则天最终会怎样判决呢？按理说，赵师韫被杀事实存在，杀人凶手徐延庆又自首认罪，事实很清楚，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案子，而且杀的又是朝廷命官，按照唐朝的法律规定，应该处于斩刑。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个环节了呢？
但是，问题恰恰出在杀人动机上。徐元庆的做法，如果参照儒家的伦理标准，杀死了自己的杀父仇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唐朝立国之后，明确恢复儒学的地位，将儒家伦理和国家法律结合在一起。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替父报仇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在儒家最高典籍《礼记》中已经有这方面的记载。
孔子的学生子夏曾经问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回答：“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之市朝，不反兵而斗。”这句话就表明了孔子的态度，就是对于杀父之仇，一定要时时记在心上，无论走到哪里，假如是遇到了仇人，不管他三七二十一，能生擒就生擒，能抄家伙就抄家伙，绝不可以与敌人那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孔子的回答体现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态度。
唐朝不仅注重推行儒家思想，也重视法律在治国方面的作用，这也正是武则天为难的地方。如果是按照孔圣人所说的去做，徐元庆原本是为父报仇，他也没有过错，依律法处理似乎不太合理，所以谁也拿不定主意，这才层层上报到了武则天那里，一直报到了武则天那里。武则天意识到，如果这个案子处理不好的话，那会引起非常大的后患。万一有人效仿，凡是有家仇都纷纷去杀人报仇，那岂不是乱了王法吗。如果朝廷重臣因公丧命而得不到伸张，那官员就人人自危呀，负面影响也很大。
毕竟御史被杀代表着藐视朝廷，甚至影响到以后官方立法的权威。到底依据哪一个原则在处理呢？武则天为难了。所以她就决定在朝廷上的展开一番讨论，让大臣们各抒己见。争论的关键主要有三点：陈元庆杀人动机到底合不合理；陈元庆该不该杀；法外开恩行不行。最难的还是刑部了，无所适从啊！这时候。这时有个人站出来了，谁呀？唐朝才子、大诗人有一位陈子昂。
这时候的陈子昂正担任左拾遗，他认为陈元庆杀人的目的是替父报仇，属于儒家伦理中的“成其德”。如果循着礼的原则去分析，这不正是唐朝立法的初衷吗？徐元庆杀人后没有逃跑，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能够束身归罪，存在着从轻处罚的案由。从人情的角度来说，徐元庆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陈子昂建议先杀了徐元庆以正国法，然后再给他家中以荣誉表彰，旌表他的孝道。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判法，武则天会采纳吗？
陈子昂的建议一出，各位大臣的是拍手称赞。武则天可谓是在朝廷斗争中闯出来的人，她政治经验很丰富，仔细揣摩之后也认为陈子昂的建议是合理的，认为陈子昂的建议完美地化解了礼与法之间的矛盾，既维护了官方的面子，让肇事者承担了杀害朝廷重臣的后果，也兼顾了儒家立国之根本。
随后，武则天下的最高指示，徐元庆杀人属于情有可原，先杀后表彰。陈子昂因为此事写了篇《复仇议状》成为经典名篇，被记载到了官方正史陈子昂的个人传记。事情到这儿应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是，尘埃未必落定，谁也没想到这个案子在百年之后，又被另一位唐朝才子翻案了。
一百多年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对这起案件提出了质疑。柳宗元在任礼部员外郎时看到了这个案子，通过对案件原委的梳理，他发现了其中的许多破绽。他认为陈子昂的处理意见并未彻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将礼与法对立起来了。
柳宗元敏锐地指出，这个观点前后是矛盾的，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是没罪，这种两头兼顾的做法是讲不通的。如果同一件事情定性不准的话，继惩罚又表彰，怎么能够做到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呢？其实儒家并不是毫无理由地强调杀父之仇必须要报，那还要看是怎么死的，如果是因罪而死是可心不报的，柳宗元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死搬儒家的理念。
柳宗元认为，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徐元庆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如果是有罪被杀，徐元庆当然有罪；如果是无辜的，徐元庆就是无罪，根本就没有必要死了。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柳宗元又以此案为依据，撰写了一篇千古名作——《驳复仇议》，作为最终的判定文本。柳宗元在这篇名作里指出，本案的关键在于徐元庆的父亲当年是否被冤杀。关于这点，我们也想知道，只可惜史书并没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