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左宗棠近妖，这话其实是引用鲁迅对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评价：“诸葛亮智而近妖”，所以对左宗棠“近妖”的评价，主要就是对他的才智、智力、思想逻辑所进行的描述，事实上，左宗棠这个人，真的有些“邪门”。

从教育上来说，左宗棠是“神童”，他生于1812年，在1816年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到长沙读书，当时四岁能读书的孩子本就不多，但是左宗棠却颇受老师们的喜爱，都说左宗棠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童，可问题是，这个神童其实根本就没有考中过进士。

神童不第。

说到这一点，或许有很多人不敢相信，但事实上，左宗棠是真的没有考中过进士，他的学识渊博，大多数都是靠自学自悟。

1827年，左宗棠母亲去世，他要回到家乡守孝，虽然为母亲守孝让十五岁的左宗棠错过了院试，但是左宗棠却没有浪费在家的时间，他展现了自己强大的阅读能力，对历史、军事、经济等等包罗万象的内容的书籍进行深读并且理解。

如果是别人，那么可能需要强大的家世才能为他打开这些眼界，但是左宗棠，光靠自己看书就能对这个世界有了深刻的认识。

假如某某少年的父亲是总督，那么根据父亲的身份，自然就能将眼界打得开阔，这是经验带来的好处，但试问又有多少人能一出生就能获得这等眼界，所以左宗棠的才智，那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这就是“经世致用”的天才，即便没有八股取士的好功名，依然不能否认左宗棠将是整个大清未来五十年最需要的人才。

1830年，左宗棠父亲也去世了，左宗棠再次守孝，也是守孝期间，左宗棠接触到了“务实派”官员贺长龄，此时的贺长龄跟左宗棠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人物，贺长龄此前已经担任过巡抚，乃是实打实的封疆大吏，但是贺长龄却丝毫不敢轻视左宗棠，因为左宗棠这个年轻人，有着很多新颖的想法。

比如军事、经济、工业等等方面，左宗棠的观点与那些保守的官员完全不同，贺长龄笃定左宗棠能成为大清的未来，于是很乐意扶持左宗棠，或许贺长龄不是亲眼所见，都不敢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人能够闭门把车给造好，还是一辆豪车。

可不管别人怎么看重，左宗棠依旧想要考取一份功名，因为想要实现抱负，就得先成为官员，而想要成为官员，一是掏钱捐官，然后等到合适的机会补缺，二是考取进士，表现出能力，让朝廷迅速安排工作。

从金钱和骄傲的角度出发，左宗棠都只能选第二种方法，他实在是太穷了，也太骄傲了。

或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左宗棠从二十岁开始追逐的“功名”，竟一生都与他无关，左宗棠考了乡试考会试，可左宗棠三次会试都没有考上，所以他的功名只是一个“举人”。

神童出了这么大的滑铁卢事件，这可该如何是好？

其实根本没人在意左宗棠考得好不好，大清朝堂早有一批人不再迂腐，比如陶澍、林则徐，他们都深谙唯有“新术”强国，所以他们根本不在意左宗棠的官身功名，他们只想坐下来和左宗棠聊一聊国家大事，希冀能受到启发。

潜修于陶。

而开始明白继续科举就是浪费时间的左宗棠放弃了追求功名，1840年，28岁的左宗棠在安化陶澍的家里“任教”，事实上等于是在帮助陶澍打理陶家，而两江总督陶澍在一年前已经去世了，左宗棠能坐镇陶家，靠的是他与陶澍的“儿女亲家”的关系。

在四年前，左宗棠担任湖南渌江书院主讲的时候就认识了两江总督陶澍，而陶澍在接触之下，发现这个左宗棠竟然天赋异禀。

比如左宗棠他会画地图，他通过在书本中了解到的地形描述以及自己所观测到的地理状况，竟然真的能画出各省主要位置、山脉走向等重要地图，陶澍一度为左宗棠“掌灯”，不久后陶澍以自己的儿子和左宗棠的女儿“结亲”为名义，让两人成为亲家。

陶澍此举，就是为了给左宗棠一把梯子，顺便再给他一个“官二代”都有的通天大道。

如果左宗棠最终会看遍全世界，那么陶澍就先给左宗棠看清楚“大清”这个世界的机会。

可惜的是，陶澍在1839年去世了，而左宗棠受陶澍嘱托坐镇陶家，在这个过程中，左宗棠将陶澍一生的藏书、心路历程、思想成果全部吸收，整整八年，左宗棠将自己的知识体系融会贯通，当他离开陶家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了，但陶家不知道的是，一个“妖”，已经从陶家走出，即将面世。

长沙论世。

1850年，左宗棠和胡林翼（陶澍女婿）所推荐，与林则徐在长沙会面，两人在长沙展开了一场思想的交换，这场会面对左宗棠的影响很深，也让林则徐对左宗棠这个“不是进士”、“闭门造车”的妖孽有了很深的认识，此时的林则徐已经知道世界列强是什么意义的存在，而腐朽的大清缺少的又是什么，林则徐对左宗棠毫无保留的支持，让左宗棠

“出山宰相”。

在南朝梁的时候，江苏茅山上住了一位“宰相”陶弘景，其实陶弘景不是官，但是梁武帝却认为当世唯有陶弘景可以治国，于是每遇到大事都要亲自来到茅山“请教”陶弘景，梁武帝都能得到答案，而梁武帝多次请陶弘景出山，陶弘景都是拒绝，因此当时的人便把陶弘景称为“山中宰相”。

身在深山，眼即天下。

这就是山中宰相，而左宗棠其实也是这个级别的人物，1852年，左宗棠四十岁，他深谙富强之道、富强之志却还没有真正的实践过，可是却有人无条件信任他这个“新手”，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就是这个人。

张亮基知道湖南有“神人”，在太平天国军杀向长沙束手无策之时，张亮基很从心地下令：

“速速将左先生请来”。

所幸，左宗棠不是陶弘景，大清也不是南朝梁，而且左宗棠也不需要三顾茅庐，仅是家国危难这么一个理由，他便能挺身而出。

“张巡抚，我来了，需要我做什么”？

而张亮基也不做作，他十分坦诚：

“除了巡抚的位置你不坐，其他一切事务都交给左先生你了”。

一个巡抚竟然对一个教书匠放开全部权力，说出来没人敢信，左宗棠自己都以为听错了，但事实就是，张亮基的确让左宗棠当了这个实际意义上的巡抚，而左宗棠这个“山中宰相”也没有谦虚推辞，到了存亡危机时刻，左宗棠也将印证自己这数十年的“天才”之名，到底是赵括的纸上谈兵，还是韩信的一鸣惊人。

其实赵括的纸上谈兵若是赵王愿意放权，那么也未必全军陨灭，而韩信的还定三秦全靠刘邦的放手才得以实现，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高度一致并不难，难的是人际关系的协调，而左宗棠显然没有这个问题，张亮基放权，左宗棠管理军务、加强城防，又调兵遣粮，把长沙城经营得固若金汤。

整整三个月，势头正盛的太平天国军拿长沙城毫无办法，最终只能离去。

左宗棠的人生第一战，成功了。

大清峥嵘。

从此开始，左宗棠成为了大清“湘系”官僚的热门人物，就算是总督级别的人物，都得将左宗棠当作“座上宾”，当时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在湖南广泛传播：

“天下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左宗棠”。

之所以不可无湖南，那是因为湘军崛起了，之所以不可以无左宗棠，那是因为就连湖南巡抚骆秉章都要对左宗棠恭敬有加，从1854年到1859年这五年时间里，左宗棠辅佐骆秉章管理湖南，提出了经典的“外援五省”，湖南在左宗棠的经营下不但稳坐钓鱼台，左宗棠还能分出精力帮助广东、广西、湖北、贵州、江西五省。

在大清风雨飘摇之际，竟有人在湖南救世，怎么能令朝堂不惊讶。

而管理湖南这六年的时间里，事实上也印证左宗棠是有“宰相”之实力的，左宗棠在湖南的境内梳理经济、稳定货币和物价，另一方面又改革军制，置换先进的船和兵器，这不亚于一场变法，可惜的是，朝廷此时不需要一个什么经天纬地的宰相，他们要的是能保住爱新觉罗江山的大将。

1860年，太平天国攻破江南大营，左宗棠被安排跟随曾国藩阻击太平军，而左宗棠自行招募了五千人号之“楚军”，对太平军开战。

虽然左宗棠的楚军名声比不过湘军，但始终比清廷自己的军队强，1862年一月，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

这一年他五十岁，他没有考过进士，也没有到北京当过很长时间的官，跟绝大部分“封疆大吏”从中央外派到地方任职的程序不同，左宗棠是从湖南杀出来的，他终于，初步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人生。

1863年，左宗棠再次升任闽浙总督，1864年，左宗棠打下杭州，加太子少保衔，这人生不鸣则已，一鸣确实惊人，甚至是吓人，有着左宗棠和曾国藩这两根“国柱”在，日益腐朽的太平天国已经独木难支，最终被灭，在太平天国消亡后，左宗棠力主发展洋务海军，是洋务运动的忠实支持者。

左宗棠是我国工业思想最早的一批奠定者，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福州船政局”，正是左宗棠主导建立的。

但别以为左宗棠就此成为了“改革人员”，晚清风雨飘摇的命运仍未改变，左宗棠晚年没有坐在北京指点江山，而是成为了大清的“救火队长”，竟是带着一口棺材明志，开始征战。

1866年，左宗棠54岁了，此时平定太平天国没多久，朝廷派遣左宗棠进入陕甘担任总督，目的是为了平定“捻军”之乱。

平捻之事本是水磨功夫，但左宗棠却遇到了“官斗”，他和李鸿章之间互不对付，所以李鸿章不愿意协助左宗棠把捻军的路堵死，导致捻军从河南进入中原，直指北京，这一惊变吓得慈禧六神无主，立即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不要内斗，最终配合平定了捻军。

抬棺西征。

可若以为“捻军”是大清“火灾”的终点，那就是痴人说梦了，当国内的叛军逐渐被平定后，国外势力又开始入局。

1864年，因为陕甘地区的“回变”，让在新疆的大量豪强看到了脱离大清的希望，于是新疆的豪强们纷纷反清，在新疆建立割据政权，与此同时，他们还向西边的浩罕汗国“求援”，于是浩罕汗国派出了“阿古柏”前往新疆，于是阿古柏控制了新疆绝大部分地区，北边的沙俄又趁机夺取了伊犁。

1873年，左宗棠平定捻军之乱，而左宗棠的强项在于“抚定经略”，跟大部分湘军“战胜即掠夺”的宗旨不同，左宗棠很重视军纪，要求手下不能够掠夺百姓，随后在陕西、甘肃一带建立大量的学堂，这些里的年轻人有“出头之日”，左宗棠没做复杂的建设，但却给了这里的人“走出去”的希望。

当陕甘的事务处理好了之后，新疆的危机便不能再拖了，1867年，阿古柏建立“洪福汗国”政权，1871年，沙俄趁机夺取伊犁，如果大清再无表示，新疆必然被抢夺出去，所以左宗棠排除万难和非议，决意收复新疆。

可惜此时西边有难，东边也不太平，日本侵略沿海，李鸿章主张海防，专注应对日本，而左宗棠则是主张塞防，收复新疆，以保蒙古，之所以会有著名的“左李之争”，根本原因就是大清没有钱了，本来左宗棠在朝议中还处于劣势，但他一个“保新疆就是保蒙古，保蒙古就是保北京”的理由，说服了慈禧太后。

说白了，慈禧只把自己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于是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西征大计，可左宗棠最“窘迫”的日子也来到了。

因为大清太穷了，连打仗都没钱，左宗棠只能想方设法，多方周旋借钱，除了户部给予的两百万两，还有各省“协助”的三百万两，在整个西征时期，左宗棠还借了近两千三百万两的白银，这一战难不在于打，而在于没钱举步维艰。

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是因为此时全力支持左宗棠，才得以把生意做得鼎盛。

1876年，收复新疆大战打响，左宗棠的“先北后南”之战略起了很大的效果，左宗棠在偌大个新疆上带兵征伐，连连击败叛军敌军，在1878年，那个带棺出征的老人终于收复了新疆，此时仅剩伊犁被沙俄占据着，这一年，左宗棠六十六岁。

无奈病终。

伊犁的归属，只能落到外交层面的交锋，而左宗棠对于大清此前签订的种种协定十分愤怒，1878年，崇厚和沙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大清是割地又赔钱，左宗棠愤怒无比，于是左宗棠弹劾崇厚，强行要求重新签订协议，于是清廷又派了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去进行新的谈判。

随后便是新的《中俄伊犁条约》，这份条约仍然具有不平等性，但比起崇厚的软弱好了太多了，而在曾纪泽谈判之时，左宗棠非常硬气引三路大军进军伊犁，甚至说过，让俄国沙皇要掂量一下后果，此等霸气之举，大清朝廷无人能及，还真的让俄国被左宗棠震慑到了。

可惜左宗棠本身对不平等条约非常不满意，即便尘埃落定了，他也并没有什么开心，只是左宗棠不知道的是，他的晚年将在见证大清这个政权的“软弱”下郁郁而终。

1883年，中法战争在西南一带局势升级，七十一岁的左宗棠请命南下坐镇战场，可大清朝廷却害怕左宗棠的脾气导致局势升级，于是不让左宗棠亲自前往。

1884年，中法战争转移到了东南沿海，福州船政局被法军破坏，左宗棠立即前往福州坐镇，并且组织大军准备东渡台湾，而此时，在西南的黑旗军、恪靖军勇创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此消息振奋人心，左宗棠也有意继续扩大战果，可大清朝廷的“撤军命令”就来了，理由是不要趁胜追击。

这个命令让左宗棠郁闷非常，为了大清救火多年的左宗棠最终决定病退，他已经不想再看到如此软弱的局面了，在1885年的九月，左宗棠去世，在去世前，他对光绪帝写了很多的“富国”思想，只是最后光绪看到了能不能实行，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个名臣的陨落是让人感到悲哀的，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左宗棠“传奇”、“近妖”的一生确实以这种心情落幕，这不是左宗棠不行，而是朝廷不行，时代不利。

而大清那么多名臣、能臣中，唯一一个有着“粉身碎骨浑不怕”精神的人，也唯有左宗棠。

这人不仅才智近妖，精神更是绝代。

近妖的人不仅有，但左宗棠，大致成为近妖中的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