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贸圣佳2022秋拍：乾隆御题诗官窑贯耳瓶|官窑瓷器出手拍卖征集
Lot 804
明 乾隆御题官窑贯耳方壶
H:11.4cm
估价：RMB 8,000,000-12,000,000
来源：
1.清宫旧藏，乾隆御鉴御题；“乾隆乙未(1775年)春月御题”，钤刻“比德”印款。
2.艾弗瑞‧克拉克伉俪(Mr & Mrs. Alfred Clark，约1930年代至1970年代)旧藏。
3.伦敦苏富比，1975年3月25日，编号110。
4.伦敦Eskenazi旧藏。
5.纽约Earl and Irene Morse Collection旧藏。
展览：
1.《Arts de la Chine Anciennes》橘园博物馆，巴黎，1937年，编号 496。
2.《Ju and Kuan Wares-Imperial Wares of theSung Dynasty Related Wares and Derivatives of Later Date》，东方陶瓷学会，伦敦，1952年11月12日至12月13 日，编号73。
图1：1952 年东方陶瓷学会展览图录封面及内页
图2：1975 年伦敦苏富比克拉克夫人专场封面及内页
本品官窑贯耳方瓶，据乾隆御题诗，称其为“官窑小方瓶”。该瓶整体为扁方型，鼓腹，溜肩，直口，假圈足，胎质灰黑，一如清谷应泰《博物要览》所记“官窑……其土紫，故足色若铁。”两侧饰一对方形贯耳，与瓶扁方瓶身完美呼应。瓶身通体施青灰釉，釉质滋润，几无开片，呈现出乳浊的失透质感，体现了官窑所追求的 “类玉”般的釉质。口沿及边沿转折处釉层较薄，隐隐显出釉层下灰黑胎体，即古人评论宋官窑器所谓的“紫口铁足”现象。外底满釉，其底部所刻诗出自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二十九《咏官窑小方瓶》（见图3），诗中描述“穿耳便携带”“方难圆易冶”，正是指本品特征而言。乾隆将瓶此视为官窑制品，并与柴窑较高下，可见至迟在乾隆时期，宫廷已经将该品认定为官窑制品。
图3：《御制诗四集》卷二十九中的《咏官窑小方瓶》
关于诗文的解读
众所周知，身为满族的乾隆皇帝非常喜欢汉族文化，从10来岁开始，就以诗文形式记录生活，共作诗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细算起来，乾隆皇帝一年写诗六七百首，有感而发，成诗速度很快。
故宫博物院资料显示，乾隆皇帝一生做了大量的咏瓷诗，新中国成立前郭宝昌统计为199首不同的诗词作品，其中大约300多首（包括一首出现多次）诗命工匠刻在了所赞美的瓷器底部或侧壁。具体统计为咏柴窑4首、定窑32首，官窑70首、汝窑7首、钧窑9首、哥窑22首、龙泉窑5首、宣德朝瓷器8首、成化瓷器2首、嘉靖瓷器1首、咏陶器15首、咏白瓷1首、咏宋瓷9首。其中咏官窑数量最多达到了70首，可见乾隆对官窑器物的偏爱。
拍品题识首句“官下柴一等，希珍致亦艰”即清晰指出官窑器物十分稀珍难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收藏体系的建立大抵延续了明代的传统，明代皇家收藏目录《宣德鼎彝谱》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但由于柴窑并无传世实物，故无可参照，由此句可见在乾隆看来，除柴窑以外，官窑的珍稀程度其实就是存世瓷器中的一等。
第二句“抚无薜暴类，置合研瓯间”描写乾隆是如何对这件官窑方壶进行欣赏和把玩的，“薜暴”语出《周礼》，指陶器的破损、釉色不匀，而本品状态良好，乾隆将其视为其收藏的古物中较为完美之作，这也侧面体现出收藏“研瓯”等器物为乾隆皇帝当时普遍且重要的生活内容。
第三句“穿耳便携带，澄心伴晏闲”写了方壶的便捷设计，其设有穿耳，携带方便，可供自己在万机余暇间品味欣赏。这也侧面体现当时收藏作为业余爱好和乐趣对于乾隆皇帝的宫廷生活是必不可缺的。
第四句“方难圆易冶，可以悟身闲”则升华内容，点明其收藏器物之用意与主旨，谈到瓷器制作中方器较圆器更难以成型，对此御制诗集中还特别引《窥天外乘》文献加以注释“瓷器圆者之立就，独方物即至小亦须手捻而成，最难完整。"由此可以“悟身闲”----联想到做人要有方正的气节亦十分不易，通过陶瓷鉴赏反思处世之道，以物抒情，这也是此方壶不同于其他形态器物的特殊意义所在，诗末所刻“比”“德”出于《礼记》中今人耳熟能详的“君子比德于玉焉”。这也预示着乾隆皇帝将自己的德行与方正器物之气节相比拟，印章此时此刻在本件器物上深化了这一点。
乾隆皇帝尤爱官釉青瓷
上面提到根据《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收录的作品来看，乾隆皇帝一生创作了 200首左右歌咏陶瓷的御制诗，其中以青瓷为题者足足占据半数，而官窑器物就有70首，显见他热衷于青瓷尤其是官窑青瓷的程度。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中，常以 “少贵似晨星”、“晨星真可贵”等形容珍贵稀有。尤其有 “赵宋官窑晨星看”一句，可清晰知道乾隆皇帝珍视如宝贝的文物正是官窑青瓷。
所谓赵宋官窑，如参看文献的记载，可知是包括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官窑三类。近人对于南宋官窑的探索与研究，可以溯至1930年代中、日学者的采集与调查。虽然当时还未能分辨南宋官窑的真正内涵，但是从中酝酿而出的青瓷鉴赏趣味，以及想要解开谜团的意图，一直持续至今。尤其是浙江省杭州市老虎洞窑址发现之后，多数学者因此接受郊坛下和老虎洞正是文献记载中的两个南宋官窑。至于北宋官窑，除了根据文献的记载之外，亦有学者参考了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和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窑址的出土状况，思考汝窑作为北宋官窑的可能性。
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宫传世青瓷，不仅件件可以追溯出原来存放的处所，而且透过镌刻其上的御制诗，亦呈现乾隆皇帝爬梳文献的心得，以及十八世纪的官窑概念与分类。下面笔者列举几例台北故宫藏原清宫旧藏并由乾隆题字的官釉瓷器，其中与拍品几乎一致者可见图4，根据“戊戌”年的题识可知，其与拍品刻字年分仅差三年，两者似乎均是乾隆帝左右手边之玩物，两者釉质感，器型均十分相近。
图4：官釉青瓷贯耳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例为图5乾隆四十年所作 “咏官窑碟子”，其破损露胎部分较多，此盘题识明确了当时乾隆皇帝对于宋官窑的认知，他认为南宋官窑是修内司司设在杭州凤凰山下烧造的供御产品，可见在18世纪没有现代考古学体系的帮助下，乾隆皇帝对于宋代官窑的生产及烧造认知就足以令人惊叹。
图5：官釉青瓷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第三例为乾隆四十年所作 《咏官窑》一官釉盘，与拍品题识表述相近，同样表明了乾隆对官窑的重视和珍视,“已自为佳今重之”,“物以少珍有如此” “玩物丧志戒惟兹” “精评早具辍耕縁”他认为官窑因其稀少而比起别的器物来说更加珍贵，同时在把玩过程中时刻提醒自已，不要因其珍稀难得而玩物丧志，这也侧面体现出他在治国理政方面对宋朝南渡的反思。
又一例如图6 此瓶形制与拍品一致为官釉贯耳立件，据统计乾隆皇帝题诗的贯耳瓶类立件甚少，多为盘及碗，由题识可知，乾隆在欣赏这件瓶时着重提到了其便于携带的功能性，此关注点其对与拍品贯耳瓶一致，这也体现了乾隆在收藏中着重关注其功能性和趣味性。
图6：官釉青瓷贯耳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又两例著名者，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北宋汝窑青瓷胆瓶（图7），底部刻有“通体纯青缬细纹，用圜旅食古攸闻。难为兄固有其事，生二精陶实出群。乾隆乙未春御笔。”钤印“太璞”。该诗出自乾隆御题诗《咏官窑温壶》，将器物和诗文两相对照，虽乾隆并未分清其窑口属性，亦将清凉寺生产的汝窑产品认定为与拍品一致的官窑产品，但本质上来说均表明乾隆帝在欣赏青瓷时对其釉色，开片状态以及质感的较高艺术欣赏水平与当时对金石收藏概念的前卫认知。而从时间上看，本品与台北故宫所藏的这件胆瓶很可能是在同一时间经乾隆赏鉴并写下品鉴诗句，而经造办处分别刻于器物之上的。如此类似的汝窑题诗文作品还可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汝窑青瓷盘（图8），以现在的学术认知，其为典型的清凉寺制品，虽如今不可知乾隆帝如何判断其特征为汝窑还是官窑的，但笔者相信，皇帝同样因其幽古的釉质感所吸引感叹并题字鉴赏。
图7：汝窑青瓷胆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汝窑青瓷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
最后两例为少见的开片类哥者，质感与拍品有别，可资对照比较。
图9：青瓷方盆及葵口洗底部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以上介绍的御题诗作品，可清晰感受到乾隆皇帝对器物、人生与政治上的独特认知。清高宗继承康熙、雍正盛世余绪，在位六十余年中，可谓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再扫金川，一靖台湾，一入缅甸，一复安南，雨胜廓尔喀，他将这些事迹合称“十全武功”，并志得意满地自号“十全老人”。乾隆一生不仅政治上功绩斐然，对艺术的审美鉴赏也令人称道。他酷爱珍宝文玩，王公大臣投其所好，极力搜罗如五大名窑献贡, 使皇宫成为了盈千累万的文物收藏地。
翻阅清高宗御制诗集，有关吟咏珍玩的诗作不胜枚举。特别是对名画瓷器，乾隆帝钟爱有加。拍品就是乾隆帝政事之余，把玩观赏的艺术珍品。而乾隆皇帝励精图治，积极参与艺文，善鉴好艺，亲选能工巧匠，精制艺术臻品，这均体现了他深厚的汉学功底与超群的品味。
关于该器之流出，也有迹可循。应是在清末民国之际出宫，后经由英国艾弗瑞‧克拉克伉俪(Mr & Mrs. Alfred Clark)（图10）、伦敦Eskenazi、纽约Earl and Irene Morse Collection等国际知名的收藏家和古董商收藏。
艾弗瑞‧克拉克夫妇二人为举世闻名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大家，所藏中国古瓷质量精绝，尤其是所藏宋代瓷器更是久负盛名，均是博物馆级重要收藏，质量与大威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不相上下。其所珍藏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陆续荟集而成，直至1950年克拉克先生去世。
克拉克先生向为伦敦东方陶瓷学会的支持者，1935-36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The Royal Acadmy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展览理事会之一乔治•尤摩弗帕勒斯即为伦敦东方陶瓷学会的创始人和主席，以此为缘故，克拉克先生也积极协助筹备，并慷慨借展约六十件珍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展览的发起和策划正是大威德爵士，他亦是当时东方陶瓷学会非常活跃的积极人物，可见克拉克夫妇与大威德爵士在当时已有非常深厚的友情。
图10 拍品于1937年参加法国巴黎橘园博物馆展览之标签
图11拍品于1952年参加伦敦东方陶瓷学会汝、官窑专题展览之标签
标签可参阅图12：大英博物馆藏 汝窑长颈瓶底部 其为克拉克伉俪在1978年捐赠大英博物馆，同时于1952、1960东方陶瓷学会展览
大威德爵士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约开始于1914年，当时主要从英国当地古董商如布鲁特父子(Bluett &Sons)处购入，而其最重要的收藏则得自于1927年盐业银行出售溥仪抵押在那里的清宫珍宝，这一收购行为历时长达一年，几经与盐业银行谈判才最终达成一致，最后他成功购得了40多件清宫旧藏精品，其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以宋官、哥为主，约20余件，很多上刻有乾隆御题诗。据郭葆昌辑《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记载，清宫旧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大约有199件。在大维德收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20件左右，大部分御题藏品出自这批银行出售的清宫旧藏，这也是除故宫收藏外，其它刻有御题器物的私人收藏最主要来源。故我们也可合理推断，以克拉克夫妇和大威德爵士的亲密关系看，本件清宫旧藏的乾隆御题诗方壶也极有可能由盐业银行的出售进入克拉克夫妇的收藏。大威德爵士夫人在1992年的一个访问中，被问及其先生生前最仰慕的收藏时，曾这样回答：“我想是克拉克……我认为这是最佳的收藏之一。规模小，由两个品味高致的人荟集……他们在楼上小房间，倚墙摆设展柜以保存他们的宋代藏品……”（林华田1992年4月，页56-63）此件方壶由克拉克夫人珍藏至1970年代，直至夫人于1976年仙逝前一年才由伦敦苏富比在克拉拉夫人的专拍中与其惜别。
希望对藏友有所帮助或者引起你的一些小兴趣。少走弯路，关于民间藏品的出手想必藏友们都会有疑问和顾虑，但是还是要尊重藏品的客观事实，实事求是，以诚相待！你的一份认可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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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而不研者俗，藏而不鉴者傻，以藏学师者德，以藏悟心者美，以藏缘友者雅，以藏养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