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母亲坟前烧掉的奏折，差点改变了清朝的命运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跪在母亲曾江氏的坟头前烧掉了一份没有发出去的奏折，然后带着自己最小的弟弟曾国葆离开湘乡。他这次出门，便是去创办湘军，这一转身，清廷少了一个丁忧的二品要员，却多了一个挽救清朝的大臣。这份烧掉的奏折，如果发出去了，可能会改变清朝的命运。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他们从广西开始，迅速燃遍南方诸省。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八旗军和绿营的战斗力极其低下。他们看到太平军不仅拒敌无能，往往还束手就擒或者不敢作战。
与之相对的是各地的团练表现得可圈可点。特别是嘉庆初年开始，傅鼐在湘西曾经用这种地方武装组织平定过苗民起义，所以湘勇的经验被推广到全国。
然而，团练有它的优点，但也存在不足。最大的问题就是组织者都是当地的士绅豪强，缺乏足够的资金，因而规模难以扩大，看家护院、保护乡邻尚可，要想重创已经成气候的太平军却不容易。如果清廷放任一般的士绅来扩大团练规模，又怕最后尾大不掉，形成强藩。
因此，清廷很明智的委派了了四十三个帮办团练大臣，命令他们协助所在省的行政官员组织乡勇，维护社会秩序。当然，这些团练大臣都是朝中在职或者赋闲的，相对而言，比普通士绅更为可靠。
曾国藩就是这四十三位帮办团练大臣之一，清廷先将圣旨发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由它转给曾国藩，命令其“帮助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这个时候，是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但是，令人震惊的是，曾国藩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奉旨。按理说，曾国藩很早就立下要当圣人的想法，要做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现在就是立功的大好机会，为什么曾氏却准备放弃呢？
当时他的公开理由已经想好了，那就是因为母亲去世而打算守完整个孝期，不愿意违背孝道。然而在他内心之中，肯定还有几点：一是身为文官，并不懂军事；二是太平军势力强大，湖南又是重灾区，并不好对付；三是清政府已经腐朽，官场风气很糟糕，不容易立功。这些顾虑在他与友人交往也曾透露过一二。
为此，曾国藩提笔写下了《恳请在家终制折》要交给朝廷。按理说，二品以上的官员可以向皇帝密折专报。但是，曾国藩此时在守孝，是一介布衣，不再是二品官，因此没有上折的资格。所以，他写好之后，等待来人取走，让湖南巡抚张良基代其上报朝廷。
如果这份奏折发出去了，清廷肯定不会死皮赖脸再向一个普通的侍郎求请。那么湘军能不能建立，能不能扑灭太平天国运动，实在是未知之数。然而，有三个人说服了曾国藩。
第一个人是湖南巡抚张亮基，他没有亲身而来，但他在朝廷的上谕后，马上派人又送来一封信。在信中，张亮基言语真诚恳切，他告诉曾国藩，现在武汉已经失守，湖北巡抚常大淳殉国。他希望曾国藩能赶紧到长沙来商量大事。
第二个人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郭嵩焘太了解曾国藩了，他生怕曾国藩因为要守孝而拒绝，特地从老家赶来。郭嵩焘劝曾国藩以家乡父老为重，在患难时候挺身而出，抛开顾虑，组织团练。他还跟曾国藩说，古往今来，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守孝的人很多。孝有大有小，不能因小孝而耽误了守卫家乡的大孝。
第三个人最重要，他就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麟书也是郭嵩焘说服的，他虽然只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但也深知这种形势下，兴亡之事，匹夫有责。何况，曾国藩本来就是湖南在京城的最大官员，这时候不登高一呼，更待何时？
就是这三人的劝说，基本上打消了曾氏的顾虑，也就出现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那份奏折终究没有发出去，而是曾国藩在母亲的坟头烧毁。在烟雾之中，曾氏就已经定下决心。一定要铲除太平天国，守护乡邻。
参考资料：《曾国藩传》、《曾国藩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