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缺钱？如果给他7000万两白银，明朝还能续命吗？
绝症患者：看起来各个部件都有，丧失的却是免疫力。明朝亦如此。崇祯不过是接了一个看似完整的社稷。事实上，整个的国家机器已经是失效了。
我们不能从崇祯开始研究晚明。明亡的核心因素是：自万历中晚期开始，多年忽视朝政，对明代的庙堂生态和中央执行力造成的持续破坏。别只盯着崇祯庙堂看啊，事实上，万历的拉胯治理已经对大明造成了令人震惊的打击。
首先是：地方官名存实亡、缺官不补、奏章留中：万历二十九年，京都缺尚书3、侍郎10、科道94；地方失州抚3、布政司66、知府25。三十年，御史失9。三十一年，地方州县10之缺5。
三十四年，六部失者多矣。沈力，朱庚等请补不听。三十六年，六科30人尚留数人。四十年，内阁仅1人，六卿仅1人、六部仅1人，六科等皆不过10人。万历万年，六科余3；十三道御史余5……
无论是“请补不听”还是“缺官不补”，在《明朝那些事》中描述得很有趣，似乎万历帝是最早发起“无庙堂主义者”的人。而事实上，在真实历史里，官员不补是一种罕见的恶性治理。
人民的处境从来没有像明月所描述的那样：因为没有监督而悠闲自在。原因就像松子所说的——无论庙堂有多糟糕，总比无庙堂状态好。如果朝廷不接管国家的权力，自然会有人去接管。结果，在万历朝官员短缺一半的状态下，地方是谁掌权的呢？
乡绅。晋绅豪横，指退休的乡官、勋官或子女以及科举后在家的进士、举人、贡生等。在明代，那些有推荐权和参加科举的人都有免税权。所以，那些联宗通谱的、招募女婿的、收纳门徒的人也纷纷前来。
他们利用急需之机，馈赠捐款，以钱为仗。官员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经常与他们勾连。士绅族人犯了法律，在刑审时，豪奴报一声“主人召唤”，立即让他们摆脱困境。关于不合理的诉讼，也可通过豪族的来信来解决。
士绅虐治乡内的现象更为普遍。大学士王应熊之弟有暴倾。乡民们控他480项罪名，170多万两赃物。学士周延儒、温体人、御史唐世济、翰林陈于泰及其家人和子女都是以暴力和违法行为而闻名。
那些退休并住自家的官员，也利用官爵余力，抢劫乡民、鱼肉佃户，上欺下骗，让小人物无处申诉。若地方官保护百姓，惩罚豪右，就会群起而攻之而无好的结果。
如：万历间的一下县长：叶县朱秀儒、泾县何廷奎、长安沈廷芝、渭南张栋、应城罗慎、扬州刘铎、龙岩邓藩溪，被诬告而不得晋升，或以诬陷地方官敦征豪税的借口，或因直案受累而被逮捕并监禁。
其时，吏部外郎赵南星说：“乡权大于守令，横行无忌，谁敢挡何。”彰显着乡绅的豪权。你或许会说：自古以来，我们一直是个皇权不下县的国家，乡绅统四面八方。明朝的乡绅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你知道这是钱的问题——士绅免税。在权力虚空的情况下，天下各地乡绅无不加紧逃税，严重损害了大明税基。小冰时代并非崇祯独有，整个明朝都处在小冰时期。崇祯的财政问题：是税基被摧毁，税收出不来：主要方式有：拖欠和占耕。
如顺天府丞戴澳，该交的款粮占全县的一半，故意拖欠。奉化官府经常因怕惩罚而不敢督促。南直隶占地数万亩的豪绅，很多税目没有按时缴纳。说他占田纳粮，他说这是荒地。官府想开荒，又说这是民业；结果养出一个大胖子，在公有和私人两边左右横跳。
其次，是税收特权现象——“优免”、“包罗”、“分洒”和“欺骗性发送”。历代都有关于特权阶层优待和豁免的法律法规，但实际上他们享有的比法规规定的更多。如，松江士绅的，无论官阶高低或土地多少，都没有服兵役的负担；
乙榜从其官级的大小来分区别。多的免征二三千亩，少则免征三五百亩。崇祯年间，陈启新说：士绅“无税、无兵、无粮、无产税”，所以他们一天比一天富裕。
尽管士绅们拥有大量的土地，但庙堂可征之税只减不增。为何？因为朝廷只能将税收配额分配给剩余的个体经营农民上，如此沉重的税收使得大量自耕农只有一条逃荒之路。江南缙绅蔚起，优免日多，“应役者什仅四五”。
难怪明代有越来越多的流民，将全世界的赋税压在了日益减少的个体农民身上。由于当地士绅的鱼肉，疯狂的土地兼并，以及朝廷的重税，各地的农民完全失去了生产热情：
《农政全书卷八至十二》：以河南为例：土地荒芜，水利失修，民不聊生。山东尤其荒凉，义县有田芜而捕民赋，约2万人；平度州因年岁不足而逃亡，村无人烟。《陕西同治第57卷》。寿光荒凉，招流民来垦。
西北形势也非常严峻。昔日沃野变荒原。《陆水客谈话》：人皆弃家园，漂泊而去。由严急监督，不敢复业。无怪乎成流寇，难治焉。
因此，万历期哪里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繁荣时代？就是一个乡绅扩张、皇权虚空、贪腐猖獗、百姓痛苦不堪的时代。
最后，万历自己也极度奢侈。对亲族的奖赏毫无顾忌，皇室开支已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神宗婚事，织布费达9万两。万历五年，皇女降生，户部进10万两。陆王购珠宝，出20万两。二十六年，购置珠宝，用2400万两。太子婚礼，用934万两，袍服费又超过270万两。
建三殿，才木930万两。三十六年，七公主大婚，并使12万两。包括熹宗也是个花钱的角色。天启七年，三殿计600万两银子。
万历无意改革国家事务，对地方的行政崩溃也毫无察觉。但凡缺钱，他就采取最直接的途径——派宦官去征收矿税，到处搜拿。至于改造庙堂？张居正之后，神宗长期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接着，在一些人眼里救国于水火的阉党手中，大明的庙堂环境改善了吗？熹宗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周应秋任大臣。每派放官吏，皆按官阶大小索费，日得万两，遂有“周日万”之称。
故州县的官员是用钱买的，后以“科罚”和“羡余”为补。县衙的助理官员，如司捕、纳粮和清徭的，皆借权力勒索。任时空阆而来，辞后满载而归。
这便是魏公公，他在“阉党大爱论”中是可以“从东林党内掏钱”的，有能耐掏出来没问题，但掏出来的就不拿给国库。有人说，魏忠贤治下至少有钱支付军饷啊！是吗？
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云营债务累计达到900多万两。就时间而言，天齐欠款数量最多；陕西四镇亦不少。自万历四十六年以来，拖欠率逐年上升。在天启时期，宁夏三镇几个月无响，个镇多年无响；
至于偏远镇，亦有两三年无银粒。崇祯元年，欠陕西镇30个月；第二年2月，固原连续36个月缺薪。为了解决困难，朝廷提出了减响的建议。盐城、宁州和固州每年削减6万多两白银。
此外，由于军官的严重贪钱，明朝户部实施缺额工资，即一万人只付六千人，因为知道报不是实际人数。然而，这种政策迫使所有将军谎报人头，并进一步削减了士兵的待遇。到了崇祯年，军兵与乞丐没有什么不同。
1627年，士卒皆“衣不遮体”和“日不复食”，甚至把卖妻儿，置换盔甲和器备。1631年，士卒仅得五钱银子每月，斗米价格高达六七钱。五钱尚不能维持十天。
1637年，陆向胜至山西检防。看到士兵们又饿又冷，遂上奏曰：所见饥寒交迫，四处借债，鼓制弓箭枪韧，皆典当矣。每数一卒，单衣无裤之人皆有之，臣无不凄然泪下。"这就是晚明的窥中一瞥。
近年来，由于历史的逐渐“开玩笑”，以及中国官历只关注上层建筑的事实。这使得不少人在读史时不经意用游戏的视角来代替。好像你点个鼠标，就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指出的是，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王朝不是SLG游戏，高层的政策往往很难传递到末端。
崇祯缺不缺钱？当然缺。但最主要的还是整个庙堂机制的崩塌——在地方上，该征税征不上来，在朝廷，该花的钱花不下去。两头的效率一起降低，这自然很难处理。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必然要重建一套有效的国家机构，与整个官绅群体抗衡。可惜崇祯明显缺乏勇气，因此只能喝毒药解渴，通过增加税收来维持，但这就叫抱薪救火。
其实，只要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运转，无论困难有多大，都是可以克服的。例如，唐代安史和清代的三藩，都比李自成更危险，但唐和清都幸存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两个朝代的庙堂权力仍然存在。
《石壕吏》揭示了百姓的痛苦，可同样说明了——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基层架构仍然拥有相当大的行政力，即使靠近前线的地方仍在为军队运送补给。这是一件大事，表现出了唐代庙堂的分配力并没有完蛋。
崇祯庙堂呢？他们甚至不能向陕西派遣地方官员：二年（1629年），延安、庆阳、平凉知县一半缺席。七年，陕西上奏：地方官员短缺30多名。八年，刘汉辉上疏曰：补官不易。自一年，西安无州官，任命过的也不去上任。
这种治理水平能赢得战争？崇祯庙堂基本上与常凯申时期相同——多彩而空洞。表面上有齐全的内脏和整齐的机构。事实上，内力缺失。
晚期，朝廷仍在激烈的党争，大臣们仍在内斗，皇帝仍在发“罪己诏”，事实上，基层并不十分关心京师那帮人怎么搞了，因为大多数地方都没京师的人了。
1643年，5郡80县皆成一片废墟。民死于饥三，死于疫三，为窃者四。1644年，东城郭庐，白骨弊野。1645年，谷城四县无民。1646年，凤阳，四州赤地千里，几无鸡鸣。1647年，潜、太、宿四县十室九空。 行千里而无一耕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了解崇祯时期颁发的政策都很有趣。 就好比“萌国”：就如同一个五颜六色的控制台，似乎有各种各样的按钮，但按下后，却没有回应。崇祯朝廷也是如此。
庙堂的所有计划和策略都需要有人来实施。税需要收，军队需要领导，官员需要履行他们的职责，但晚明没有这些，他的兄弟和祖父早已摧毁了整个的国家机器。
所以，给崇祯钱就等于给我们援助49年的“萌国”。常凯申不缺钱，而是动员、指挥、效率和纪律。即使你把整个美丽国的武器都交给他，也只是让泥腿子的装备更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