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到共和国，活了600年的屯堡人：一群被“遗忘”的汉族人

他们穿着明朝时期的服饰、说着明代江南的方言、操持着明代传统的手工艺，俨然一副600多年前的模样······

这个族群就是“屯堡人”——一个几乎被时代“遗忘”的特殊汉族！

安顺平坝的屯堡人

屯军和土著的血与火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屯堡人”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哪一个民族——毕竟谁能想到，身着类似于少数民族服饰的人竟然能说一口流利的江淮方言呢！

尽管此前并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存在，但屯堡人有自己的坚守，而这份坚守则要从600多年前的明朝开始说起······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

但即便如此，对于一个新王朝而言，边陲地区始终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这其中就包括今天的云贵地区。

当时，占据云贵的是元朝亲王八匝刺瓦尔密，他自恃地域偏远且有山川为障，并不惧怕朱元璋，在几次劝降都无果的情况下，朱元璋只能用武力征服了。

1381年9月，朱元璋任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兵分两路远征云南：一路从湖广方向西进，另一路从四川南下。

次年二月，明军势如破竹攻下大理，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正式纳入明朝的版图。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云贵地区毕竟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军队迟早是要撤回来的，派重兵驻守的话供给又是一个问题。

一番头脑风暴之后，朱元璋最具创造性的管理制度诞生了：

卫所军屯制度！

到底什么是“卫所军屯制度”？

其实，所谓的卫所军屯制度包含两个内容：

卫所

和

军屯。

卫所，是一种明代兵部所辖的基层单位，其建制类似于今天的基层兵营，负责对地区实行军事保护。

而军屯则是明代实行的“兵粮自足”制度，驻守在某地区的士兵一部分负责驻防，另一部分则负责种田，所收获的粮食无需上缴，留给部队自产自销。

朱元璋曾非常骄傲地说：

“我养百万雄兵，却不费国家一粒粮食！”

于是，在这样的双重制度驱使下，第一批来到云贵地区的屯军和官民就成为了“屯堡人”的祖先。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第一批屯军来到贵州时的景象：

历经秦汉唐宋元都没能得到完全开发的贵州，在明朝依然被视为化外之地，甚至在封建华夷观念中，贵州是山鬼居住的地方，交通闭塞，土地贫瘠。

当承载着先进文明的屯军移民和落后蛮荒的土著相遇时，激烈的对抗就无可避免了！

翻阅贵州志史，几乎满纸都是血与火。明代276年中，贵州发生大小战事的年份共有145年，占明朝历史年份一半以上！

屯军的到来破坏了贵州土著原本的社会关系，卫所和军屯占据了本就有限的耕种资源，这极大地刺激了当地土著的敏感心理。

被剥夺财产的当地各族民众别无选择，只能为自己的尊严、权利以及土地而抗争到底。

如此所导致的结局往往是两败俱伤：

贵州土著惨遭屠戮，而明朝政府也白白耗费了巨额的军力与财力，甚至有些时候发生战争的地区都不能通行。

这些无疑都加剧了贵州和中原政权的对抗。

追溯民族优越感

战争与和平往往是共生的，屯军和土著的抗争说到底也只是一种应激反应而已，当最初的气血上涌过去以后，剩下就是冷静思考了：

作为明朝政府而言，如何更加行之有效地进行控制呢？

有趣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朝廷大臣们想出来的，而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填南”。

何为“填南”？

简单来说就是民间自发移民。

和屯军相比，平民移民原因就复杂多了：内乱、饥荒、流放······等等。

但有一样是可以肯定的，平民移民带给贵州的绝对不是战火，而是一种文化的迁入——一种带有先进文明优越感的文化。

这些自发组织移民到贵州的中原百姓实行了区别于“军屯”的制度：民屯。

民屯不具备军事压力，因此在和贵州土著的交往当中显得要和平一些，但也不是绝对的和平——

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的汉民又怎会轻易地和被视为蛮夷的人分享呢？

我们不妨再设身处地地联想一下，平民移民来到贵州后会在哪里落脚呢？

自然是和有着同样文明归属的军屯户们比邻而居了！毕竟谁也不会随便就和陌生人共居吧，更何况还是蛮夷呢？

军屯代表政府、民屯代表子民，再加上陌生且敌对的大环境，一种分化于贵州土著文明的区域就自发地形成了。

这不仅仅是地区的分化，更是一种文明的相互排斥！

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他们共同构建的这一民族聚落成为了贵州土著区域的“国中国”——他们所承载的汉文化被贵州土著文明所包围。

而这两种文明的边界线则是文化、习俗、礼仪等精神层面的信仰。

纵观整个历史，我们其实很少能看见两种文明长久共存的——强势文化必定会吞并落后文化，先进文明必定会同化落后文明。

但历史的巧合偏偏落在了“屯堡人”身上，他们携带的华夏文明既没有被蛮夷同化，也没有同化蛮夷！

即使是今天，屯堡人的文明依然独立在贵州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之间，这是为何呢？

【文化优越感】

这是一个被经常谈起的话题，相较于当时落后的贵州土著来说，先进的华夏文明尤其是农耕技术方面无疑是最大的刺激。

举个很浅显的例子：

一个穿着雍容华贵的富家子弟突然出现在了贫民窟里，这种对比所产生的落差正是文化优越感的集中体现。

这种优越感被带到了屯堡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晚明时期。

晚明时期追求“奢靡之风”，包括五大类：

衣：

讲究质地、花色、款式等

食：

讲究食材、烹饪方法、宴请规模等

住：

讲究建筑风格、建筑规模，建材等

行：

讲究代步工具的选择

交际：

讲究婚娶，祭祀、丧葬的仪式感等

这其中所包含的宗教信仰、民族习俗并不是当时贵州土著所能理解的，更客观地说，这些东西的花费也并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

因此，精神和物质方面所追求的不同维度成为了屯堡人能“独善其身”的先决条件。

但屯堡人的奢靡之风和内地的奢靡之风又不完全一样！

明朝自正德开始，社会的风气就逐渐堕落，到嘉靖时期更是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而身处云贵地区的屯堡人因为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其生活方式和内地的汉人相比显然也不在一个级别。

因此，对于屯堡人来说，奢靡之风成为了一种象征，他们用这种看似高贵的生活方式区别于当时的贵州土著，但就其实质而言，并不上升到社会风气堕落的高度。

如果说文明优越感只是让屯堡人不被同化的话，那么屯堡人没有同化周边的蛮夷又作何解释呢？

【自我封闭】

这其实是很难得的事情——先进文明竟然没有主动去驯服落后文明。

华夏民族的不断扩大首先是源于文明的传播，相对落后的文明被逐渐同化是必然的趋势，但这有一个大前提：

以扩张为最终目标！

很明显，迁徙到贵州居住的屯堡人并不是带着这样的目的来的，屯堡人的汉人祖先大多都是被迫来到贵州的，对于他们而言，其实就是想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仅此而已。

在当时，但凡有一点办法，谁也不愿意离开内地啊，更何况，屯堡人的祖先是从江南水乡过来的！

没有攻击意愿的心理促成了屯堡人独善其身的性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民是不会随意举起屠刀的。

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另一个小故事：

浙江缙云是南方地区祭祀黄帝最出名的地区之一，我们知道，黄帝文化其实是在北方比较盛行，那么为何会在南方小镇缙云流传呢？

据说，缙云氏是黄帝掌管南方的官员，后来缙云氏的分支因为触怒了尧舜被流放到今天的缙云一带。

在当时，缙云也是蛮荒之地，为了凸显自己的优越感，缙云氏的后人就在这个地区设立了黄帝祠宇，通过祭祀黄帝的方式来彰显自己族群的优越性。

缙云黄帝祠宇

这个典故和今天我们所说的屯堡人很相似。

我大致可以猜到，来到贵州的屯堡人祖先并不都是自愿的，更多的是被迫的，或者迫于压力，或者迫于生计，无论是哪种都足以让这群千里漂泊的人感到既羞耻又自傲。

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作用下，屯堡人的祖先就立下了规矩：

一切都以明朝为想象！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屯堡妇女的服饰：

屯堡人爱穿蓝色或者黑色，妇女头上都会裹着头箍，而头箍正是明朝妇女头上的一大特色。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屯堡妇女的服饰是传承了明太祖朱元璋夫人“马大脚”的服饰，俗称“凤阳汉装”。

这些服饰从安徽传来，如今在安徽当地早已失传，但是在屯堡却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因此，我完全可以想象，屯堡人的祖先对于周边的蛮族绝不会报以征服的心态，他们所想要的，其实是一种区别于蛮夷的生活状态。

从这一点来看，屯堡人的“自我封闭”也就很好理解了。

如今，“屯堡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坦白地说，我并不能很准确地预计“屯堡人”未来的生存情况，作为一个鲜活的历史烙印，我当然不愿意看到他们走向衰落。

但现实情况是，安顺地区的屯堡人内部分化已经很严重了，这种分化包括聚居地的分离，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对“屯堡历史”的不同解释。

在如今多元化且飞速发展的社会中，这都是难以避免的情况，不过，让我感到欣慰的是：

有关屯堡人的历史记述依然在屯堡人中间传承着，当物质变迁斗转星移时，精神传承就成为了唯一的永恒！

我想，只要将屯堡人的故事继续传承下去，那么“屯堡人”就不会消亡，正如他们所走过的600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