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占据优势的北宋，为何始终无法平定西夏！
只是军事上取得这样成绩的宋朝却始终无法真正灭掉西夏，无论取得多大的胜利最后都能让西夏缓过气来，继而再次爆发宋夏战争，这一点和汉唐时期的灭国战是极大不同的。
很多人认为，这是宋朝“杯酒释兵权”后造成的后遗症，文强武弱的背后缺乏开拓疆土的意识，只懂得守成而治。
而汪郎认为恰恰相反，宋在对阵西夏的时候是具有开边意识的。之所以每次都能让西夏在绝境中重生，主要在于宋朝内部对西夏的态度是，打服西夏让其臣服！
1、西夏对宋而言只是藩镇，和辽国是截然不同的外交关系，所以西夏必须臣服大宋！
宋朝要想西夏臣服就必须通过战争来实现。在宋廷眼中西夏属于不服管教、肆意挑战中央权威的边臣，而这种思想的存在是有继承因素的，即唐末以来的中原王朝与边境具有藩镇和少数民族双重性质的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继承。
所以赵匡胤夺取帝位后，对党项李氏采取的是安抚的策略，不仅继续赐予其在后周时期获得的“西平王”爵位，更是“许之世袭”。
宋太宗赵光义时期，宋廷接受了李继捧“献其银、夏、绥、宥四州”的归顺，目的自然是剪除党项藩镇，而这也引发了李继迁反宋。宋廷期间虽然多次用武力和官爵厚利诱降，但党项李氏这匹野马时服时叛，为此赵光义也很无奈。
继迁负固不庭，啸聚边境，朕君临四海，须与含容，昨者赐以诏书俾移镇守而狂不奉诏，尚恣陆梁，朕哀此孽重死亡非久也。---《宋史》
宋真宗时期，宋廷为了不两线作战，不得不“遣张崇贵、王涉议和，割河西银、夏等五州与之”，但党项李氏依然接受宋廷的西平王、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官职，也就是说无论此时的党项李氏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如何作威作福，但面子上依然是宋朝的藩镇，替赵宋镇守西藩。
这才是宋朝自立国之初对西夏、对党项李氏的真实态度。因为对于宋朝来说，他们的真正对手只有辽国，夏州（西夏）对他们而言只是叛乱而已，这就让他们在心理上建立了对西夏的优越感！
所以李元昊自立帝号、脱宋建国对宋廷朝野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他的这种叛宋和李继迁时期的叛宋是截然不同的。
李继迁的做法可以看成是地方藩镇不服中央管教、追求自由的行为，但可以“俾移镇守”，而李元昊的行为不是以此谋取宋朝对其节钺封授，而是建立一个能和宋、辽平起平坐的大夏王朝。
这在宋朝君臣看来属于僭逆，同时也撕裂了长久以来宋夏之间君臣宗藩的心照不宣。故而宋廷在对李元昊开战之前，剥夺了所有赏赐给他的官职，并对他下发了捉拿归案的诏令：
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宋史》
宋仁宗认为李元昊是“戎汉余妖，边关小种，性含虺毒，志负狼贪”，但为了缓和双方的激烈对立，又规劝李元昊“守我西图”，切勿“坏尔考之约，孤本朝之恩，忠孝两亏”，强调他父亲李德明和宋朝的臣属关系。
但西夏的国力或者说军事力量也不全是弱势，宋廷虽然认为李元昊“小丑可即诛灭”，然而李元昊利用西北荒野宜于机动作战的条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局部歼灭战，这确实让宋军吃了不少苦头，也让宋朝君臣不得不面对现实。
在毁了面子但不能失去里子的思维下，宋廷才会在“庆历和议”的谈判中坚持李元昊去帝号称臣，接受夏国主的封号。而后在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时期的宋夏之战中，宋廷始终坚持这一理念，即西夏必须臣服！
在这种思维下，宋朝无论是官方还是士大夫都坚持在外交上不给西夏平等的待遇礼节，“虽在外国，乃朝廷策命守土之臣”；在国书格式上宋是赐诏，西夏是奉表上书或贡函，对西夏的官署官员一律称伪。
宗藩关系才是宋夏之间最正确的外交关系、也是宋朝坚持的脸面！
2、因为辽国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干涉，这也决定了宋对西夏的国策只能是先战后和，打服西夏后让其跪服！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一度实现了和平，但在庆历二年，辽兴宗借宋夏之间的战争的机会向宋朝施压，陈兵宋辽边境，试图从宋朝的身上再一次获取利益，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借口就是李元昊与辽国有联姻之亲（李元昊妻兴平公主是辽宗室女），且早已向辽称臣，宋兴师伐夏，不应不事先告知。
但站在宋朝的角度，李元昊先人“赐姓称藩，禀朔受禄”（宋太宗端拱年间，赐予李继捧姓赵，改名保忠；淳化年间，赐李继迁姓赵，改名保吉），但他现在居然敢称帝自立，这对于大宋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必须要教训下这个不听话的子民。
宋辽之间通过口角战，得到的结果就是宋在澶渊之盟的岁币基础上再增加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解决了辽国的军事威胁，史称“庆历增币”。
辽国的趁火打劫，让宋廷上下都意识到无论自己如何妥协，北国的威胁始终就像一把利剑悬挂在头顶之上，能亡宋的只有契丹而不是党项。
基于这样的心思，宋朝君臣上下都加重了对辽国的防范和警惕心，在对西夏的征伐过程中也注意辽国的动向，这也使得宋不可能全力进攻西夏，以免自己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辽国始终是宋朝的劲敌，这一点即使在李元昊三败宋军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宋朝精英们的认识。
范仲淹认为“国家御戎之计在北为大”，欧阳修认为“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处”，苏轼也提出了“西边患小，北边之患大，此天下所明知也”的看法。
而在宋夏近百年的反复战争中，每每在宋打得西夏喘不过气来的关键时刻，辽国都会以调停人的身份进行干涉，或主动，或被邀，最典型的就是宋哲宗时期的第二次平夏城之战。
这是宋夏之间的决定性战役，这一战使得鄜延、河东和麟府三路连成一道新防线，沿横山绵延超过三百里，宋军将党项人驱赶到了沙漠地带，完成了范仲淹当年收复西土的初步构想。
这一战让西夏再也没有能力组建军事力量进行对抗，也真的被打怕了，在其三次请求辽国调停后，宋廷接受了和平的协议，但保留了最终解释权。
夏国罪恶深重，虽欲遣使谢罪，未当开纳，以北朝遣使劝和之故，令边臣与之商量，若至诚服罪听命，当相度许以自新。---《曾公遗录》
也就是说西夏必须真正臣服大宋，如果还是和之前那样两面三刀，那对不起，大宋的刀也是很利的，不会因为有辽国出面而放弃之前由太宗、真宗授予李继迁的疆土，大宋必定会收回来，我们保留着最终解释权。
边臣进筑城寨，以御其奔冲，兼系本朝郡县境土，及蕃臣作过，理须削地。---《曾公遗录》
经此和议，宋朝最终还是放过了平定西夏。元符二年，西夏臣服，宋夏重新制定了新的疆域。
当然，宋朝敢对西夏死磕，主要还在于宋朝君臣对西夏的态度上处于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即并没有把西夏看成是真正的蛮夷。
西夏虽然是党项立国，并以军事入侵宋朝边境，但在宋朝官方的眼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狄夷入侵，反而将西夏看成是和农民起义同等性质的反官府组织。
这是因为西夏占据的主要区域，如河西走廊、朔方、河湟等地并不是生番、蛮荒之地，而是汉、唐旧疆，属于儒家口中的“王化之地”。所以在宋朝各种官方和士大夫文献中，西夏的反叛行为多被冠以“贼”、“盗”等封建王朝用来诋毁农民起义的专用名词，如：西贼、夏贼、贼酋、迁盗、昊贼等，这就是一种文化情感上的认同。
而对于农民起义，封建王朝通常采取的是两种方式，或剿、或抚，这也是宋朝敢死磕西夏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和宋朝统治者在对抗辽国，以及之后对抗金国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
参考资料：
李华瑞：《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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