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辽又并非个例。中原文化无可置疑的向心力,在整个东亚形成了“譬如北辰,居其中而众星拱之”的局面。周边政权往往在脱离中原王朝统治之初,就会效法中原王朝做法,创立自己的“年号”,以宣示自身政权的正统性。
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就是这样。1034年,自觉羽翼丰满的李元昊已经在做建国称帝的准备——其标志就是建立年号。他开头定年号为“开运”,后来知道五代时期的后晋亡国之君石重贵用过,便又改叫“广运”。四年之后(1038),李元昊正式称“大夏”皇帝。他曾上表给宋朝,口气软中带硬,自称为臣,但声明自家是北魏皇家子孙,现在已经做了皇帝,要求宋朝承认,“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这样的措辞,其实还是给了汴梁朝廷一个面子。按李元昊的内心,他自认为在文治武功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所以不光自封为“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而且在年号的选择上表现出了与当时的北宋政权分庭抗礼的味道。
他选择的年号,名曰“天授礼法延祚”。这个年号在整个中国(甚至亚洲)年号史上都值得一书。在此之前,年号通常是两个汉字,众人耳熟能详的“贞观”“开元”即是如此。西汉哀帝最早打破惯例,采用四字年号(太初元将),后来北魏、武周和北宋时期也有几个年号沿袭了这个做法。元昊则在此基础上又加两字。“天授礼法延祚”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六字年号,而且一用就是十年。这个年号,实际表达了三层意思:“天授”强调的是李元昊建国称帝之举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礼法”体现了李元昊对自己文治武功的夸耀与对党项文化的坚定信心,“延祚”则是党项统治者渴望国家在上天护佑下国祚绵长的表现。
越南阮朝末代君主保大帝,1948 年02月24日摄于巴黎旺多姆广场丽兹酒店
年号的本质,毕竟首要功能还是纪年。六字年号,到底过于冗长,丧失了标记年代所需的便利。所以即便是西夏一朝,后来也只出现了一个“天赐礼盛国庆”,与“天授礼法延祚”一起成为仅有的两个六字年号。西夏年号的整体风格,也从起初的标新立异,逐渐与中原王朝的风格趋同。到末主李晛在位时,西夏最后一个年号名曰“宝义”,无非祈求吉祥如意之意,当然也挡不住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无法改变亡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