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靖康之变”：年号都与历史事件相关吗？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历史事件的说法与年号关联，比如唐代的“贞观之治”，又譬如北宋“靖康之变”。日本也沿袭了这种做法，其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与年号并称。甚至确立第一个年号“大化”本身就是著名的“大化改新”诸多改革举措的一部分。其后的例子也是史不绝书。后醍醐天皇讨伐镰仓幕府重揽大权，叫作“建武中兴”——“建武”就是东汉光武帝所用的年号，看来刘秀的异国粉丝实在不止李朝高宗一个。之后的日本战国时代，起自1467年至1477年的“应仁”之乱，结束于德川幕府攻下大阪消灭丰臣氏后的“元和”偃武（1615）。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两个半世纪里，既有“元禄”盛世（1688—1703），也有“天保”饥馑（ 1833—1839），其统治最终也是被“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所终结……
另一方面，日本自有年号这件事，在古代日本的对外交往里，其实颇为麻烦。原因也很简单，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周边国家通用中国历法（或者部分通用，比如安南），此即所谓“奉正朔”。不用中原政权的年号，潜台词就是不承认中原天子主导的“朝贡秩序”。打着“神州（指日本）自神州，西土（指中国）自西土”的旗号自外于“朝贡秩序”倒也无妨，可要是作为“朝贡国”谋取中原王朝“厚往薄来”的经济实惠，“年号”就成了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比起名分更在乎实例，于是以“日本国王”的名义向明朝朝贡，表文上自然写的是“永乐”年号。后来的日本统治者觉得这是有辱国格，不肯用明朝年号，朝贡带来的经济好处自然也就没戏了。不过当时的日本人对使用印着明朝年号的铜钱“永乐通宝”倒是毫无心理压力，大名鼎鼎的织田信长的战旗上就赫然印着一枚“永乐通宝”。
织田信长统一日本的梦想最终被他的小伙伴德川家康实现了。德川幕府本质上是个内向型的政权，极力避免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结果，与近邻朝鲜的邦交几乎成了日本外交的全部。朝鲜李朝在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200多年时间里，共派遣了12次通信使，而且每次日朝双方都要互换国书。这就又碰到了“年号”的问题。朝鲜送来的官方文书，当然是用宗主国（明、清）的年号，而日本方面的回书如何书写，就变得相当纠结。起初，日方回避了这个敏感问题，在国书上不用年号。到了1635年，德川幕府最终还是决定在回书上采用日本年号，理由也很有趣，“我乃海中别国，所尊者天皇，是用天皇年号”。既然是“海中别国”这样的未入王化之地，在天朝之外自创年号也就可以理解了。加上日方同时将幕府将军的名号定为“大君”（虽然《尚书》有“大君谓天子”的说法，但这是朝鲜授予正宫之子的称号），宛如自贬为臣子，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朝鲜才会迅速接受了日本的提法。
2019 年 4 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布日本新年号为“令和”
实际上，日本“年号”所遇到的最大危机并不是“朝贡”体系的压力，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昭和”这个年号与“军阀”和“侵略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因此战后日本许多团体和学者，比如井上清，就坚决反对“天皇元号法制化”，指出它是违反宪法的，而且不适当国际交往日益发展的世界形势，使初到日本的外国人都深感不便，应当废除，必须按照国际通用的“公元”来记年。当然，读者们也都知道，这些建议最终未被采纳，日本的年号制度还是延续到了今天。无论如何，“令和”这个年号所表达的对新时代的繁荣、和平与吉祥的愿望，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