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九年（1376），一位名叫叶伯巨的明朝低级官员，胆大包天地上万言书指责皇帝朱元璋施政中的三大弊端，即“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刚愎自用的朱元璋自然无法容忍如此尖锐的批评，叶伯巨最后落得瘐毙牢狱的下场。但解决了指出弊政之人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三大弊政尤其是其中的“分封太侈”，不仅成为整个洪武时期的政治基调，更伴随明朝近三百年统治始终……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初确立一代之制时，就将分封视为一项核心制度。他于洪武二年（1369）四月开始着手“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第二年四月辛酉，朱元璋更是在大封功臣之前，先行完成分封的议程，以确立诸王、功臣尊卑之序：“诸子之封，本待报赏功臣之后。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到了洪武六年（1373），《祖训录》大功告成，分封制度以“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的“皇明祖训”形式固定下来，朱氏政权“家天下”的格局由此奠定。

朱元璋想得很远。他在祖宗家法里所分封的不仅是自己的儿子，还包括未来繁衍而来的子嗣们。按宗法制度，除了皇帝嫡长子即为皇储之外，朱元璋的其余儿子皆封亲王，官服一品。亲王以下，其嫡长子“世袭罔替”亲王爵位，其余子皆封郡王，官服二品；郡王嫡长子世袭郡王爵位，其余子封镇国将军，官服三品；镇国将军子皆封辅国将军，官服四品；辅国将军子皆封奉国将军，官服五品；奉国将军子皆封镇国中尉，官服六品；镇国中尉子皆封辅国中尉，官服七品；辅国中尉子皆封奉国中尉，官服八品。镇国将军至辅国中尉属于“降袭”，而奉国中尉以下则不再降，“虽十世之外，犹赡以禄”，皆封奉国中尉不变。

为了维护家族秩序，避免子孙重名，朱元璋又借鉴宋代的做法，为皇族各房分别拟定派语二十字。“子孙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其下一字则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惟靖江王不拘。”如长房太子朱标一支派语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朱标诸子中，除早夭的虞怀王朱雄英外，其余四子名字皆属允字辈，火旁。再如朱元璋第四子燕府即后来的明太宗（成祖）后裔派语是：“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末代的崇祯皇帝即为燕府第十世，名由检，属由字辈，木旁。这种拟名方法，可以清楚地区分宗室成员的支属和世次。后世，清人声称所册封的明室后裔“延恩侯”朱之琏为“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之后”，而明代简王谱系中，并无“之”字辈，足见其明朝宗室后裔身份十分可疑。至于各房宗室后裔在年满五岁时，需向朝廷请名，经宗人府审核合格后，再由礼部官员按照派语拟定双名，最后以皇帝名义赐名，并列入玉牒（皇帝家谱）。获得赐名者，年龄稍长，再依次请封、请婚、请禄，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爵位。

明朝亲王地位之隆，为历代罕见。凡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亲王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皇帝之外，任何人都无权节制亲王和亲王府。甚至当皇帝为亲王晚辈时，亲王还可在便殿内与皇帝互行家人礼，坐受天子四拜，其地位之隆崇可见一斑。但更为重要的是，亲王各有封地，诸王在各自的封国里建立王府，凡王府文武官属于境内选用，武官千户、百户等于所部军职内选用。“凡亲王所自用文武官吏并军士，生杀予夺，从王区处，朝廷毋得干预”；“凡所居国城及境内市井乡村人民，敢有违犯及侮慢王者，从王区处，朝廷及风宪官毋得举问。”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分封的诸王在自己封国内，不但具有官员任免的权利，而且还有司法上的特权。

朱元璋共封二十四王。分别是：韩王（开原）、辽王（广宁）、宁王（大宁）、燕王（北平）、谷王（宜府）、代王（大同）、晋王（太原）、秦王（西安）、安王（平凉）、庆王（韦州）、肃王（甘州）、齐王（青州）、鲁王（兖州）、周王（开封）、沈王（潞州）、伊王（洛阳）、唐王（南阳）、郢王（安陆）、楚王（武昌）、湘王（荆州）、蜀王（成都）、潭王（长沙）、岷王（岷州）、靖江王（桂林）。大明版图之内，“惟吴、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闽、广、滇、黔不以封，以其险远”，而除此之外的边塞和内地名城均有诸王坐镇，足以“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

按说在历史上，秦亡之后汉有分封，魏灭之后晋有分封。然“封建”之不可恃，亦不足恃。故自隋迄宋，终于沉寂了七八百年。此时朱元璋为什么会想到恢复这个制度呢？

对此，朱元璋自己在洪武三年四月“以封建诸王告太庙”后，对廷臣说明其建立宗藩体制的缘由：“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问题在于，汉代封王遂有“七国之乱”，晋朝分封亦生“八王之乱”。如何谈得上朱元璋大开历史倒车封建诸王，是为国家长久之计呢？这也正是叶伯巨所说的“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