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唐使在中国：玩命学习，辛勤搬运，唐朝培养也是不遗余力
遣唐使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它在唐朝贪婪地吸收所有东西，然后像搬运工一样全部送到日本。
第一期的6次遣唐使虽是政治先行，但亦肩负着吸收唐朝文化的重要使命。645年日本开始了大化革新，效法隋唐制度建立了二官、八省、一台，地方上设置了郡、国、里；在经济上模仿唐制推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法制建设和兵制也都模仿唐制开始起步。但这一系列徒具其表、甚至有些水土不服的生搬硬套，并不能收到很好效果。遣唐使送到唐朝的留学生，其目的正是通过现地学习，由表及里地掌握唐朝制度文化的精髓。
革新展开后立即派出了第二次遣唐使，日本任命了两套大使、副使班子，并派了14名留学生和2名学问僧随行。心急如焚的日本朝廷为确保万无一失，还让使团分两路同时入唐。日本遣唐使的构成大致有四类，一类是使者四等官，一类是航海人员，一类是译、厨、艺等专业保障人员，最后便是担负学习重任的留学生、学问僧。为了鼓舞留学人员积极性，日本朝廷对留学生的赏赐仅次于大使和副使，此后历次遣唐使无不因循此例，有效地激发了学子入唐的热情。
留学生入唐后被允许进入国子监学习，国子监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除了国子学要求必须是唐朝三品以上贵官子弟、外藩皇子王孙才能入学，其余五学全都对日本留学生开放。日本的刑律专家大和长冈，其精熟的法学基础，大概就是留学唐朝期间打下的。橘逸势专修书法，空海和尚精修佛法，为后人熟知的阿倍仲麻吕则在文学领域深入钻研，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李白、王维等顶级文人都与其深相要结。多治比县守在唐出使期间，还要求“儒士授经”，唐玄宗专门命令四门助教赵玄默去鸿胪寺为他讲课。一些遣唐官员也深得唐朝喜爱，甚至被授予官职。武则天曾授粟田真人以“司膳卿”，唐玄宗授藤原清河以“特进秘书监”，唐德宗授遣唐判官高阶远成以“中大夫试太子中允”。名闻中日的阿倍仲麻吕更是连仕玄、肃、代三朝，做到了镇南都护这样的大官，堪称遣唐使中的奇迹。
大多数留学生在唐期间都十分好学，他们在唐少则四五年，多则二十余年，在唐朝不遗余力地教育和培养下，基本都成为熟知唐朝制度和文化的饱学之士。他们陆续返回日本后，大部分成为推进大化革新的主力军。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先后制定了《近江令》《飞鸟净御原律令》《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4部律令，其主要模板就是唐朝的《永徽令》。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伊吉博德等主持编定《大宝律令》，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大和长冈一起，删定了《养老律令》。其余诸如多治比县守、藤原葛野麻吕、朝野鹿取、菅原清公任等遣唐使，在日本中央或地方各级文武官员，他们将在唐期间学得的知识变通融会于日本政治施策中，为日本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们不仅在唐期间玩命地学习知识，归国时还不忘购买大量典籍、书籍、器物等等。像吉备真备第一次出使归国后，带回《唐礼》130卷、《东观汉记》143卷、《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和《乐书要录》10卷。这些珍贵的律、历、令、史，都是日本人闻所未闻之物，许多都被保存在正仓院作为传世之品。其中《乐书要录》一度在中国失传，幸亏日本尚有保存而得以重新引回。而正是这种文化“搬运工”们的活动，将唐朝文化从精神内核到文化气息，原封不动地搬运到日本，后来都成为日本进行政治改革和文化发展凭恃的基本资源。
遣唐使和留学生的辛勤搬运直接制造了日本文化的繁荣。儒教被日本统治者接受，取得了与在中国同样的地位，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孝谦天皇专门下令居民家中常备《孝经》。在留学生膳大丘的建议下，日本向唐朝学习，也把孔子尊奉为文宣王。学问僧则担负起传播佛教的重任，日本佛教南都六宗全由留学僧传入，其中法相宗由学问僧道昭所传。道昭师从玄奘学法，颇得玄奘的真传。归国时玄奘特地赠予他舍利、经论和铛子，鼓励他在日本弘法。道昭果然不负玄奘的嘱托，成为一代高僧。后期入唐学习的最澄和空海归国后，目睹南都六宗与政治紧密结合出现腐败和停滞，以其广博的学识和惊人的毅力，相继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其余文物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一些生产技术，在奈良、天平时代输入都达到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