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有一墓碑，洗清大唐名将的不白之冤，学者：他没有陷害薛仁贵
1972年，专家们在昭陵附近，发现了张士贵的陪葬墓，并清理出一块墓志铭。通过墓志铭，我们终于能够得知，张士贵到底是什么样的将领。
依据《旧唐书》《新唐书》——《张士贵传》，特别是出土的《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并序》记载。张士贵出身不凡，其祖父乃是北齐开府车骑将军。到了隋朝，其父以军功被封为大都督。但不知出何原因，张士贵不仅没有继承家业，反而当了反隋的盗贼，在洛阳到潼关之间活动到处攻城略地，打家劫舍，号为“忽贼”。
由于张士贵的才华出众，因此王世充、李密等军阀纷纷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是张士贵仍未他们均为平庸之辈，因此他一边固守自己的地盘，一边待价而沽。经过长时间的审时度势，张士贵最终加入了李渊一方，并为李渊建唐和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根据《墓志铭》记载，张士贵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主要跟随秦王李世民作战
：“会朝廷将图嵩洛，敕公先督军储。太宗亲总戎麾，龚行吊伐。公投盖先登，挥戈横厉，屠城斩邑，涉血流肠。”
由于作战勇敢，“太宗特遣殷开山、杜如晦赉金银四百余挺以赐之，乃以所赐分之麾下。”这次战役结束后，“录其前后战功，以为众军之最，除虢州刺史。”
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作为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的张士贵毅然站在了李世民一边，诛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强迫李渊将皇位传给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张士贵主要在南方负责镇压少数民族叛乱，曾两次击溃“反獠”，并因此受到了李世民的嘉奖。
从贞观五年( 631) 八月开始，李世民便将目光投射到东北方，唐朝与东北亚强国高句丽的关系急剧恶化。为了尽早铲除高句丽这颗毒瘤，李世民决定派遣一名强将出镇与其接壤的幽州。根据《墓志铭》记载：
“十二年，驾幸望云，校猎次于武功，皇帝龙潜之所，令作武功之咏。凌云散札，与佳气而氤氲; 涌泉飞藻，共白水而澄。上览之称重焉!”
可以看出，作为秦府将领之一，张士贵不仅能征善战，而且亦能赋诗咏歌，唐太宗和张士贵君臣交流顺畅，并对其赋诗文采颇多赞赏。张士贵的文才武略，为此后唐廷将其官拜边疆地区担当重任埋下伏笔。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张士贵迁任幽州刺史，他在当地维修兵器、囤积粮草、招募士兵，为未来大规模讨伐高句丽做足了准备。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张士贵也在随行之列，官居辽东道总管。
对于张士贵是否参与辽东征伐，《新唐书》《旧唐书》的张士贵本传中并无记载，但在墓志铭中，却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贞观十九年，率师渡辽，破玄菟等数城大镇，勋赏居多。拜冠军大将军，行左屯卫将军。銮驾凯旋之日，令公后殿。至并州，转右屯卫大将军，仍领屯骑。”
由上可见，张士贵在征辽军官中的地位很高，仅次于大总管李勣及江夏王李道宗之后，是唐征伐军陆路军队的主力将领。在战场上，张士贵多次击破地方大城，为唐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是一介小兵的薛仁贵也在他的军中。在安市城之战中，行军大总管李勣，率总管虢国公张士贵等马步军十四总管，驻军于安市城的西南面，而“龙门人薛仁贵着奇服”在其军中。
根据史料记载，薛仁贵身着白衣，手持戟枪，腰挎双弓，在着红衣的唐军中特别显眼，很容易成为高句丽弓箭手集中火力的目标。若换做平常的将领，绝不会允许薛仁贵做出这种危害纪律之事，但是张士贵对此却予以了默许。很显然，这是因为张士贵爱惜他的才能，想让他在皇帝面前立功。
因此，张士贵并非薛仁贵的敌人，而是他的伯乐。薛仁贵能从一介农夫，升格为大唐的顶级将领，张士贵的训练与培养是功不可没的。从常理来说，作为开国元勋、官爵高至虢国公的张士贵，为何要嫉妒一个小兵的才能，这是说不过去的。
后世的演义小说作者信口开河，制造薛仁贵的对立面，无端地将张士贵塑造成一个心胸狭窄、贪功妒忌的无耻小人形象，进而烘托出薛仁贵其人出道的艰难和建立盖世功勋的必然。与张士贵同样受害的还有李道宗和苏定方，两人其实都是唐朝最有能力的将领，却被演义作者黑成了“奸臣”。由此可见，篡改历史、无端抹黑英雄人物之人，是有多么可怕。
永徽二年( 651) ，戎马一生的张士贵返回长安任职，四年因目疾上表求退，高宗答应了他的请求。此后，张士贵就在长安养老，直到显庆二年( 657) 六月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