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虽是宋濂得意门生但与宋濂思想截然相反，大力批驳佛道二教
建文皇帝召他为翰林博士，进侍读学士。他深得建文帝的信赖，建文帝有什么疑问时，常常宣召相谈，君臣之间就像师友一般。
然而，“靖难之役”后，当夺得帝位的燕王朱棣要他起草登基诏书时，他却坚决不从，而且怒骂不已，并大书“燕贼窃位”。
于是，他被拉到聚宝门外肢解，还株及十族，坐及此事者达847人。当时，方孝孺年仅46岁。
方孝孺（1357年——1402年）字希直，号逊志。浙江宁海人。
据《明儒学案》记载，方孝孺自幼精敏绝伦，8岁读书，15岁学文，常常受到他人的称赞。20岁时游历京师，跟从当时的太史宋濂学习。
宋濂
宋濂是浙江金华人，以文章事功名于当世，其学术思想亦出于金华学派，以程朱之学为宗。
方孝孺从宋濂学习达6年之久，成为宋濂的入室弟子。宋濂也很欣赏方孝孺，称其为“孤凤”，认为自己的弟子中没有能比得上他的。
朱元璋定鼎金陵后，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
献王对方孝孺甚为称道，并为他的读书之堂取名为“正学”，因此，人们也就称方孝孺为正学先生。
与明初的不少理学家一样，方孝孺认为，在朱熹之后，人们不必再进行著述，重要的应在于道德的实践。
这是因为，诸如“理本于天”等道理，经过“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
因此，方孝孺指责一些道学人物侈谈性命而行为不端，认为这是导致理学日渐“污坏”的重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讲，方孝孺忠于君臣大义，面斥朱棣的篡逆行为，乃至以身殉道，应该看作是他崇信理学的具体表现。
方孝孺
的确，他杀身成仁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他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是一贯的，君子学道，不应只是为了“自适”，而应有“经世宰物”之志。
方孝孺本人十分重视修身，以圣贤自任。他以为入道之路最重要的要讲究公私义利之辨，一旦私欲产生，就必须立即加以克制。
对于如何学道，方孝孺非常重视小学。
他作《幼仪杂箴》，将坐立行揖、饮食言动等20项作为小学科目，使幼童从中学到形体外表的“规则”，同时也涉及到心性涵养。
这样，自少而长，包括成人在内，都在此处进行实践，人们“忘己以观物，忘物以观道”，就是说由“克己”达到“忘己”，使心不“滞于一物”，便可直觉到天道了。
方孝孺是宋濂的得意门生，但他却与其师有不少不同之处。
宋濂
宋濂强调吾心“天下最大”，以佛教的“明心见性”作为其“入道之要”；宋濂遍览佛典，称佛、道“其道揆一”“同一”，认为学道者应当兼儒、佛，他事实上成了“佞佛者流”。
方孝孺则不然，他“放言驱逐二氏”，力主“明王道，辟异端”，被称为“千秋正学”。
他的所谓“明王道”，就是以《周礼》为模式来改造现实社会。
他认为《周礼》可以“经世淑民”，如果推行《周礼》之法，少则十年，多则数十年，周代的王道政治便可以复见于今日。
方孝孺认为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极有害于古道，认为佛、道二教“用之修身则德隳，用之治家则伦乱，用之于国于天下，则毒乎生民”。因此，反佛应该像古代善于保卫国家严守疆域那样，使佛教不致造成什么危害。
方孝孺企图行《周礼》于世和对佛教进行彻底的否定，都证明了他的“憨迂”。
很显然，他按照《周礼》所设计的蓝图是行不通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提要》对此评论道：“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事变，不知凡几，而乃与惠帝讲求六官，改制定礼。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设施亦未必能致太平。”
方孝孺对佛学的一概抨击与摒弃，也与当时儒、佛在哲学思想方法上的渐趋一致的事实相背离。
方孝孺及其亲族惨遭屠戮，对儒林是一个极大的震动。直到明后期的崇祯末年，方孝孺始获宽宥，被追谥为“文正”。其后的史书、稗乘等对方氏“抗乘之威”的“节行”给以表彰，他的行为深受后人的称道与景仰。
然而，自方孝孺被杀后，他的学术自然也遭到严厉的禁止，所以他的著作多已散佚。等到明朝开禁以后，才辑得著作24卷，名为《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