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蒙古国刚崛起时宋蒙就有接触，而且已经担心蒙古对宋朝的威胁
不仅如此，当时刚刚崛起的大蒙古国和宋朝为了针对共同的敌人金国还有结盟意向，所以双方还互派过使者联络。早在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就派赵珙、苟梦玉等人出使蒙古商讨联合进攻金国的事宜，尤其是苟梦玉还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铁门关（今俄罗斯杰尔宾特西）见到过尚在西征的成吉思汗，而他更是写下了《使北录》这样的长篇报告（只可惜失传），应该说宋廷朝堂上对成吉思汗的相貌和地位是有一定了解的，其他使者如赵珙写下了《蒙鞑备录》这样的报告并流传下来，尽管赵珙只见过木华黎，并未与成吉思汗照面，但他和苟梦玉两人几乎都是同时出使“大蒙古国”，不排除两人有过交流，甚至部分学者认为赵珙可能是副使，所以《蒙鞑备录》里对成吉思汗的描述应该反应了南宋朝堂对成吉思汗的了解程度，至少有一定参考性。
从《蒙鞑备录》上看，南宋使臣对铁木真的印象还是非常不错的。首先是从体貌上，铁木真身体高大魁梧、脑门宽、长胡须，气质上威武雄壮，在蒙古族里堪称出类拔萃。“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者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者。其面横阔而上下有颧骨，眼上无纹，发须绝少，形状颇丑。惟今鞑主忒没真者，其身魁伟而广颡长髯，人物雄壮，所以异也。”
不仅人长得好，更具备了成为英雄豪杰的品质，“其人英勇果决，有度量，能容众，敬天地，重信义”。在《蒙鞑备录》中还提到一些所谓铁木真的黑历史，上言铁木真被金国掠做奴隶10多年，从铁木真崛起历程来看，纯粹是流言蜚语，为《元史》等史书所不载，不提也罢。
总而言之，如果那些出使蒙古的使者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宋廷朝堂，宋廷应该对铁木真的地位、为人、相貌是有所了解的。不仅如此，由于赵珙和当时的太师国王木华黎有过会见，还直观地刻画了木华黎的豪爽嗜酒的形象。时蒙古人击鞠娱乐，击罢，遂询问宋使：“今日打球，如何不来？”宋使答：“不闻钧旨相请，故不敢来。”木华黎说：“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球，或打围出猎，你便来同戏如何走完人来请唤？”因大笑而罚六杯。在宋使回国时，木华黎仍命沿路控制区好好款待，“凡好城子多住几日，有好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好笛儿鼓儿吹着打着”。
木华黎
蒙古人的盛情款待，给宋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报告中夸赞蒙古人这民风实在是太淳朴了，“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风”，并认为因为金叛臣的说教，破坏了他们淳朴的风貌。
所以，当时的南宋当时不仅对成吉思汗有所了解，对“大蒙古国”的方方面面都是有一些认识的。
当年在北宋的时候，宋朝政府联合刚刚崛起的金国共同灭辽，结果却导致辽国灭亡之后自己也步了辽国的后尘。这个前车之鉴距离蒙古帝国建立仅仅80年，所以宋朝在和蒙古交往的同时也有很多有识之士感到，蒙古可能是第二个金国。
南宋朝堂上有非常多的人意识到，一旦金国灭亡，蒙古几乎会兵锋南指对南宋产生巨大的威胁，早在嘉定七年（1214年）金国南迁至汴后，“蒙古威胁论”就已经开始在南宋朝堂上蔓延了。至少在嘉定十年（1217年）之前，金国没有进行“北失南补”的操作，南宋朝堂对几乎没有“联蒙灭金”的想法。正如权工部侍郎徐应龙上言：“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
起居舍人真德秀在嘉定七年（1214年）上言：“使鞑靼遂能如刘聪、石勒之盗有中原，则疆场相望，便为邻国，固非我之利也。”又于嘉定八年（1215年）上言：“鞑靼于山东之盗，苟得志而邻于吾，莫大之忧也。愿朝廷毋轻二贼，日夜讲求攻守之策，以逆窥觊之心。”此疏又言：臣观鞑靼之在今日，无异昔者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吾为邻，亦以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
所以，从当时看来南宋的很多大臣们已经深刻意识到蒙古绝对是未来的隐患。其核心分歧点是在存金和亡金上。
真德秀
“亡金派”以真德秀为代表，首先指出，“国家之于金虏，盖万世必报之仇”，趁金国病要金国命，断绝岁币，练兵自强，寻机北上，并防备新兴的蒙古势力。
“存金派”以乔行简为代表，主张不可与金国绝交，继续给予岁币，使之承受蒙古的进攻，为宋朝做藩篱，“蒙古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敌”。
直到嘉定十年（1217年），金对南宋发动了“取偿”战争，南宋终于决定向蒙古靠拢，这才有了双方不断遣使这种事。
而此时的蒙古驻汉地的最高军政长官木华黎认为光凭借手里的23000余名蒙古本部骑兵，加上投附的契丹、女真、汉世侯的部队，加起来总数不过10余万，想灭金存在一定的困难，也有与南宋合作的现实需要，双方一拍即合，蒙古方面不仅热情的款待了南宋使者，还将“恭膺天命之宝”主动交给南宋，以表示“推进两国合作”的态度，让南宋着实兴奋了一阵，直有举朝沉醉之感。
但是，南宋的有识之士依然感到万分担忧，在南宋为获得玉玺感到兴奋的同时，两淮制置使贾涉上疏要求朝廷应该高度重视蒙古的潜在威胁，搞得当时的权臣史弥远很不高兴。“天意隐而难明，人事切而易见，当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过亡金。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与北边，宜亟图之”。
而在金国灭亡后，蒙古欲“并吞天下之志”开始暴露，耶律楚材对前来访问的宋使徐霆和邹伸之说了火药味很浓的话，其说道：“你们只恃着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挑衅意味明显，这时暴风雨真的是即将来临了。
事实上，大蒙古国和南宋的结盟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形成了竞争关系，双方首先就如火如荼的发起了对山东的争夺。南宋当然想趁金国灭亡前在江北拓一把地，以招抚的方式收编山东的民间武装力量“忠义军”为己所用，“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无所吝”，一开始宋朝的举措似乎有席卷中原之势。
但是北边的蒙古岂会坐视南宋在江北地区扩张势力，蒙古驻汉地的最高军政长官木华黎表面上和南宋交好，背地里也是暗招不断，他听从史天倪的建议，改变了蒙古军所过抢掠，攻而不守的做法，转而注重招抚山东民间武装力量。《元史》记载：“天倪乃言于木华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钞掠，非王者吊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为天下除暴，岂复效其所为乎！’王曰：‘善。’下令：敢有剽虏者，以军法从事。”
比起南宋，当时的大蒙古国手段更为强势和多样。南宋在山东不派一兵一卒，只是通过归附的所谓“忠义军”施加影响；而蒙古则软硬兼施：硬的一手，蒙古以大军压境，注重在中原地区展示其军事力量，打击亲宋的民间武装；软的一手，对于投附者，蒙古多委以重任，并给予其种种特权承认其既得利益，“我国家初入中原，命太师、国王招集豪杰，勘定未下之城邑”，使其可为所用，又派蒙古人以达鲁花赤监临，并以纳质、助军、献出户口等手段加以控制。
在蒙古的多措并举下，山东的民间武装纷纷投附，就在蒙古与南宋“称兄道弟”的嘉定十三年（1220年），蒙古兵至济南，山东豪族严实，“知宋不足恃，七月，谒态势木华黎于军门，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来归”。当年六月，宋涟水忠义统辖石珪因与南宋淮东制置使贾涉有冲突，率众来降。十二月，宋京东安抚使张林弃宋降蒙。其后，蒙古又联合投附其的汉族地主武装逼降李全，消灭亲宋的彭义斌势力。至此，南宋对山东的争夺落入下风，“大蒙古国”迅速控制中原地区。
在窝阔台时代，蒙古更是强行通过武力借道四川，与南宋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蒙古军队长驱直入，残破城寨打140余处，已经浑然没把南宋政权放在心上。
等到金国灭亡，正如真德秀、贾涉他们担心的那样，蒙古开启了对南宋的野望，所谓“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消灭金国次年后，窝阔台全面攻宋，开启了宋蒙长达40余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