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形容孔子为“丧家犬”，孔子：说得对极了！这是为什么？
公元前517年，即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发生“斗鸡之变”，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大败，狼狈逃亡至齐国。
同年，35岁的孔子也来到了齐国。除了迫于鲁国局势动荡之外，孔子更是想借助齐国施展抱负，实现政治理想。《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仕齐“为高阳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但后来由于齐相晏子的反对，孔子很快离开了齐国，离去时状况相当狼狈，“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
后世尊称孔子为“万世师表”，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但是孔子一生向往仕途，渴望出仕。他特别想要做官，在青年时做过管理仓库、牧管牛羊的小官，连“仕”都称不上。而孔子真正在鲁国入朝为官，也只是从鲁定公九年到十三年的短短四年时间。
《论语·阳货》：“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时五十岁的孔子，对于出仕跃跃欲试。这个时候，鲁国平定了因阳虎反叛季氏而引起的叛乱，国内需要一个可以稳住政局的人物，定公想到了孔子，就这样，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司马迁说：“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虽然关于孔子究竟做了些什么的记载比较少，但是孔子的政绩应该不错，因为一年之后，他就被另任为司空，再任为大司寇。在任大司寇期间，孔子在夹谷会盟中充分地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风采。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仕鲁迎来了致命的打击，“堕三都”的失败，使孔子看清季氏在鲁国的权力之大，野心之大，妄想削弱鲁国宫室。“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就这样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要么放弃理想和抱负，委曲求全，要么坚守本心，离开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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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做了决定“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坚决不向“三桓”妥协。于是，五十五岁的孔子，挺了挺将近两米的身板，带着子路、冉有等弟子上路了。
孔子师徒的第一站是卫国，他曾经说过：“鲁卫之政，兄弟也。”卫国都城人口众多、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孔子十分期待可以在这个姬姓封国一展拳脚。但是这卫灵公却不是个可辅佐的君主，他听信谗言，怀疑孔子，结果就是孔子在卫国待了十个月就走了。
接下来，孔子想去晋国一试，因为鲁晋两国国情相似，都是卿大夫掌权，鲁国是季氏，晋国则是赵氏。但是途中发生了“子畏于匡”的事件：孔子一行人走到一个叫匡的地方，被当地居民包围，根据钱穆先生的说法，是因为孔子与阳虎样貌相似，而阳虎在匡地任职时欺压百姓、横征暴敛，使得愤怒的居民将被错认的孔子包围起来。孔子临危不乱，横琴在膝，纵声高歌，弟子们也纷纷效之。解除匡地之围后，孔子及弟子接到了卫国贤大夫的信件：卫灵公邀请孔子返回卫国。而第二次到卫国，卫灵公却依旧不重用孔子，他年纪渐老，厌烦政务，《史记》记载：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
孔子接下来准备去陈国，一路上途经曹国、宋国都没有人接待他，处境何其凄凉。甚至还被宋国司马桓魋追打，威胁。一行人一路逃亡，逃到郑国时，孔子和弟子们走散了。子贡在询问时，一个郑国人对他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郑子产，可是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真像一条丧家狗。”子贡一听，这相貌正是孔子，便匆匆赶往东门。找到孔子后，子贡便将这段话如实地告诉了孔子，孔子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道：“他形容我的相貌，不一定对，但说我像条丧家狗，对极了！对极了！”《史记·孔子世家》载“累累若丧家之犬”，“累累”指颓丧憔悴的样子。六十岁的老者走投无路，总会让人心生凄凉悲壮之感，但是孔子则不以为然，还“欣然笑之”，“泰然处之”。
郑国是个世风日下的国家，孔子一行人没有多做停留，直接去往陈国。根据《孟子》的记载：孔子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而仕陈的三年里，陈湣公仅仅将孔子作为一个“礼贤”的摆设，从不问政。公元前489年，吴国发兵攻打陈国，陈国陷入一片混乱，孔子师徒不得不再次踏上流亡之路。这一年，孔子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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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吴伐陈，楚援陈，而在此之前，因为楚国伐蔡取得胜利，蔡国被迫迁至一个叫州来的地方，楚国还将原本蔡国境内的百姓迁到负函这个地方。
此时的孔子想到了楚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南蛮之国”。在中原四处碰壁后，孔子不得已将目光投向了这里。
就在孔子一行人向着陈蔡边境的负函出发时，又遇到了困难——断粮，连续七天的断粮。有人饿病了，有人饿的站不起来了。为了安抚学生们不安的心理，六十三岁的孔子顶着饥饿给学生们讲课、弹琴、吟咏诗文。就是在这段期间，孔子留下了“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铿锵有力的话语。这件事在《荀子·宥坐》也有记载：孔子南适楚，戹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子皆有饥色。子路进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
有着这样坚定乐观的老师，孔子一行人渡过难关也是必然的。按照原本的计划，孔子来到负函见到了楚国叶公。就是那个“叶公好龙”的叶公。虽然因为这个典故，给大家造成了“叶公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但是人家确是一个勤政贤良的国家公务员。一见到孔子就虚心问政，孔子也是给出了“近者说，远者来”的答复，孔子还曾经与叶公讨论过伦理问题。但因为两人政见不和，孔子并没有在楚地多做停留。
孔子四处流亡，最后一站又是卫国。此时在位的是卫灵公的孙子卫出公，《庄子·人世间》说卫出公独断专权、杀人如麻。不管真假与否，其实卫国真正吸引孔子的原因是那里有许多贤才，例如公子荆、贤大夫蘧伯玉。仕卫一段时间后，出公向孔子询问的都是一些军事方面的事情，孔子不是不懂，只是他的毕生愿望是在于“恢复周礼”，对战争可以说是极其反感。于是，他又说出了当年与卫灵公说的一模一样的话：我只懂礼乐祭祀之事，甲兵征战我不知道。此时孔子六十八岁，到底是会想家。客观上的不如意和主观上的思乡情绪让这个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在仔细回想了这十四年的流亡后，将目光投向了归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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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不仅是春秋时期社会制度的集中反映，更是孔子思想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春秋中期以后，国君地位式微，“礼乐征伐自卿大夫出”格外明显。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复礼”，维护天子、维护等级制，使天下走上“正名”的正轨。
于是，孔子离开了“以下犯上”的鲁国，四处流亡。在卫国，无人问政，无人对所谓“周礼”奉若神明，在郑国也是，在齐国也是，在陈国也是，在楚国更是。十四年间不断流亡逃窜、“累累若丧家之犬”的不仅是孔子师徒，更是在后世被中国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的儒家思想。
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遏制了儒家学说的发展，维护等级制度的梦想根本无法实现。伴随着儒家的衰落，以“严刑峻法”闻名的法家思想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主流。商鞅曾言：“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战国时期，齐国赫赫有名的稷下学宫也是形成了以法家为主流的学术氛围。正是因为法家的一手遮天，才造成了当时孔子及其学说的狼狈尴尬局面。
儒法之争，历来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儒家和法家，一个彰显人文主义，一个推崇王权思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西周政体的瓦解给了时人一个思想教训。《尚书·吕刑》里记载了五种商刑“墨、鼻、剕、宫、大辟”。当君主们发现用刑法约束百姓远比用道德感化百姓更为行之有效时，就会对刑法产生依赖。由此便生长出适合法家生长的沃土，从而将儒学逼向死胡同。
这是造成孔子“若丧家之犬”的根本原因。
孔子一生为“恢复周礼”而奔波，渴望遇到一个贤明君主，实施仁政，却屡屡碰壁。年迈的孔子已经看到儒家学说并不符合当时国君的胃口。清醒的人总是痛苦，但是孔子之所以被后世所敬仰，在于他一生在黑暗与痛苦中行走，却从未放弃向往光明的出口。他沉下心来，著书立说，全心全意投身到教育事业中，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师，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伟人，推动了百家争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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