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色彩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直观区分人身份高低的作用,成了等级的标志。
宋朝品色服制度,在修缮了唐代品色服制度的色彩,过于细化,而导致服色僭越现象的弊端后。
将各个颜色,所对应的身份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摈弃了唐代品色服,通过深浅所分化的八种色彩等级模式,改为了四种色彩,做到了极大程度上的简练。
北宋元丰元年后,更是将停留在“纸面制度”上已久的青色大胆摒弃,只留下了三种色彩:紫、赤、绿,这样使得官僚的身份更加明确,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混色与僭越现象。
唐代,紫袍为三品以上的官吏所服,据《资治通鉴·唐纪·卷九》记载:“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
宋朝官品服色制沿袭唐代,紫色依旧保持最高,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
唐宋尚紫的色彩观念影响深远,后世近千年,都将这种阶级色彩的象征义予以保留。
两宋时期,紫色不仅在官服上指代高级,在其他领域,也被人也被冠以贵、雅、美的属性,民间士庶,同样也对紫衣抱有强烈的好感,并纷纷穿着之。
不过,由于紫衣是官服之色,具有区分阶级的作用,因此宋朝统治者,一开始就对此类问题规令禁止。
太平兴国七年(982)正月初九,宋太宗针对近些年来服色僭逾问题作出规定,要求“士庶时间,车舆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
翰林学士李昉,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后开始制定对策,首当其冲的便是紫色的限禁:“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
尽管宋太宗时期,对紫衣有着明确的限禁,然而民间服紫的现象却无法禁制。据宋会要辑稿·舆服四》记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
宋神宗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奢靡之风,导致僭越现象开始变得严重,朝廷下令“禁朝服紫色近黑者”。
唐宋时期,紫色作为高级的服色,并不仅限于官服,帝王“赐紫”的做法也被用于道、释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官服以紫为尊的观念,可能源于人们的一种普遍认知。
简言之,早在品色服出现以前,紫色就已经被人们视作,是一种尊贵地位的色彩,后来君王在制定品服时,由此将紫色定为最高品色。
唐代佛教与政治关系密切,许多僧人供奉祀于朝廷,因有“僧官”之说。唐代多位帝王尊尚佛教,“赐紫袈裟”也频繁,被用于皇帝对于高僧地位提拔的场合。
宋朝道教盛行,宋朝多位帝王招纳道士,进入宫殿任职,为帝王造天书、烧仙丹。
如同品色服,道士职服也按照色彩来划分职级。普通的道士,服“得罗”,即青衣道服(也为道士日常所着)。
高等级的道士则穿紫色的道服,道士白玉蟾《六铢·五首其四》云:“我着紫绮裘,俯视蓬莱洲”,紫色道袍也被称为“天仙洞衣”。
道家以紫色道袍为最上等,虽也可以理解为对紫微星的崇拜,但帝王以“赐紫道袍”来定义那些高级道长,以“赐紫袈裟”来定义那些朝廷中的高级法师,却只能认为是与官服中的“赐紫章服”的形式类似。
紫色最接近于“玄、黑”,其色彩与“天”有着密切联系,因而体现了“高级色彩”的身份;同时,紫色为间色,而黄属正色,因而低于天子之色。
紫色作为“黑”的象征色,从五行“水克火”的角度讲可以压制下级“绯”。从染织角度来看,紫色是源于青色帛的基础上续染赤而成。
因此紫色是一种复合色彩,兼顾有红、蓝两种底色,也可以看做是对后者品色绯、绿、青的兼顾。
从色彩的对立角度来分析,如果不用紫而是用“赤”作为最高品色,便面临了“亮赤危黄”的可能性,因此需要在赤色和黄色之间,以间色紫作为一个缓冲区域,来维持品色结构的稳定性。
紫色在传统道释宗教之中,也受到强烈的推崇,被认为是一种寓意吉祥的色彩。另一方面,自古紫衣从染紫与工艺上都属于奢侈品。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的尚紫观念源于宗教、物质、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品色服因此以紫为最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