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朝的空印案，朱元璋以“猛”治国
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明史》上记载，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但因为事件复杂，也有人将其定在洪武八年（1375）或九年（1376），各有道理。想要了解此案就需要先要知道明朝的财政管理制度。
明王朝规定，在每年年底，天下府州县的财政收支账目，都要一级一级向上核校。府州县核对好了，到省级机关布政司核对，布政司再派专员到京师主管财政的户部审核，户部掌握的数字必须与各省布政司收支款项相等，各布政司又必须与下辖各府收支款项完全符合，只有这样，才能核销账目，若数字略有参差，整个表册就要被驳回，需要重新填造。
这个办法可以较好地防范虚报滥报，但也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各省布政司机关都离京城南京很远，有的更达近万里，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如果账目没有一次通过，需要回省布政司衙门重填表格、重盖大印的话，来回一趟往往要花费一个多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势必错过报账的日期。
为了减少来回奔波的麻烦，在当时的衙门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各省来报账的官员事先带上已盖好官印的空白表册，以备重填重报。大家都没认为这个习惯有什么不好，而且空白表册上的那个印叫做“骑缝印”，就是在几张联单的交接处盖印，除了向户部报账外，并不能作别的用途，也就是说没有利用这个官家大印以谋私利的可能。
当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偶然间得知此事以后，却大发雷霆，认为其中一定有严重的舞弊行为，当即下令将户部尚书（现在的财政部长），以及各地方衙门长官一律处死，副职打一百大板之后，发往边远地区充军。
朱元璋如此处理空印案，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曾经有一位教授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中，说朱元璋做得很对，因为钱粮的数字关系到户口及赋税，是国之大计，不能允许出现一点纰漏。
当时在朱元璋雷霆之下，群臣噤若寒蝉，只有一个叫郑士利的人，因为其兄受此案牵连入狱，于是冒死上书，此书两个意思：
一是指出这个印章并不能作其他用途，也就是说当事人无法舞弊的事实。
二是指出国家司法，先要有法才行，有法，人们违犯了，才能惩罚，过去本朝没有“空印律”，现在突然要将盖了空印的人斩杀，怎能叫犯人心服？
郑士利在这里几乎是直言朱元璋是在搞“法外用刑”，说理非常透彻，可惜一点用处也没有，郑士利本人也被罚为苦力。
其实，空印案之所以会发生，与其说是朱元璋唯恐官吏害民，不如说是因为他骨子里就对官僚集团不信任，害怕他们侵蚀自己的统治基础。
空印案死了上千人，其中很多都是清廉之士，比如说后来被朱元璋之子明成祖朱棣灭了十族的方孝孺，其父方克勤是当时著名的清官，也在空印案之中无辜被害。
可以看出朱元璋以“猛”治国的突出特点，就是为了防范可能的积弊，哪怕这个积弊只存在于他臆想之中，他都要使用最残酷最严密的手段，防患于未然。
“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
朱元璋早就是这句名言的实行者，其实，说到底还是缘于朱元璋对生命的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