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沉迷豹房，后英年早逝，却被人称为明朝最后的英明之主
弘治十八年，五月，“戊申，小王子犯宣府，总兵官张俊败绩。”
“冬十月丙辰，小王子犯甘肃。”
正德四年，“闰九月，小王子犯延绥，围总兵官吴江于陇州城。冬十一月甲子，犯花马池，总制尚书才宽战死。”
正德六年，三月，“小王子入河套，犯沿边诸堡。”
冬十月，“丁酉，甘州副总兵白琮败小王子于柴沟。”
正德九年，“秋七月乙丑，小王子犯宣府、大同。太监张永提督军务，都督白玉充总兵官，帅京营兵御之。”
“辛丑，小王子犯白羊口。”
“己未，小王子入宁武关，掠忻州、定襄、宁化。九月壬戌，犯宣府、蔚州。”
正德十年，“秋八月丙寅，小王子犯固原。”
正德十一年，“秋七月乙未，小王子犯蓟州白羊口，太监张忠监督军务，左都督刘晖充总兵官，帅东西官厅军御之。”
正德十二年，冬十月，“甲辰，小王子犯阳和，掠应州。丁未，亲督诸军御之，战五日。辛亥，寇引去，驻跸大同。”
正德十五年，“秋七月，小王子犯大同、宣府。”
初看《明史·武宗本纪》，一个奇怪的名词很快就吸引了我，那就是“小王子”。通过“小王子”侵犯的地点“宣府”、“大同”等来判断，这是明朝北方的边患。而弘治、正德年间北方鞑靼的首领是“达延汗”巴图蒙克。因此“小王子”即是巴图蒙克。但值得注意的是，巴图蒙克在正德十二年的“应州之战”后离奇死亡，故正德十五年的“小王子”应是正德十四年一度占据汗位的达延汗三子巴尔斯博罗特或正德十五年被立为汗的卜赤，卜赤的可能性更大。
瓦剌自也先崛起，也先去世之后，便日益衰弱，鞑靼在达延汗的统治下，达成了短暂统一，而正德朝的对蒙古政策也是以抵御为主，并未有北伐草原的倾向，故鞑靼在达延汗时期有中兴之势，其侵犯明朝的频率明显增高。
二、明武宗的权术与集权
明武宗与其父迥异，孝宗远离佞臣，宦官所掌权力更是受到限制。而武宗却“亲小人，远贤臣”，重用宦官，宠幸“八虎”。
但明武宗重用宦官仅仅是因为少年天子对周遭近臣的偏爱吗？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位天资聪颖的少年天子或许会意气用事，但他仍是皇帝，他重用宦官肯定有其用意，或是为了牵制朝中大臣。
“冬十月丁巳，户部尚书韩文帅廷臣请诛乱政内臣马永成等八人，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主之。戊午，韩文等再请，不听。以刘瑾掌司礼监，丘聚、谷大用提督东、西厂，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各据要地。刘健、李东阳、谢迁乞去，健、迁是日致仕。己未，东阳复乞去，不允。壬戌，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吏部侍郎王鏊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
正德元年的这场朝臣与内臣的交锋以刘瑾掌司礼监，刘健、谢迁的致仕，以及为刘瑾等人通风报信的焦芳等人的入阁告终。武宗登基之初，内阁大臣与司礼监的太监王岳等就想联手诛杀“八虎”，这严重打破了司礼监与内阁互相牵制的平衡局面。而刘瑾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武宗无法忍受的事情：“岳结阁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几。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武宗大怒，予以回击，同时武宗越发不信任朝臣。很快，他就将行政办公的场所由朝廷转移到了“豹房”。
此次的朝臣与宦官之争，双方都以争取得明武宗的支持为根本目的，希望借助明武宗之力来彻底打倒对方，而武宗在此次朝宦斗争之中，亦是借助宦官之力来打击对他有威胁的朝臣，同时也对宦官起了威慑作用，以此来巩固和扩大其皇帝权威，增加朝臣和宦官对皇帝乃至皇权的敬畏思想，使其甘心为皇帝所驱使。
那么何以见得这位荒唐天子真有如此思虑？
首先，三位阁臣去其二，却留下李东阳，李东阳再次请辞也被武宗所拒绝。
其次，
“八月甲午，刘瑾以谋反下狱。诏自正德二年后所更政令悉如旧。戊戌，治刘瑾党，吏部尚书张彩下狱。”
刘瑾党势大，或成宦官乱政之祸，故武宗听取太监张永的劝说（实际上是杨一清利用张永与刘瑾的矛盾，借张永除掉刘瑾），诛刘瑾以安朝臣。
三、从“豹房”到“镇国府”
“豹房”里除武宗，掌权最大者就是佞臣钱宁与边将集团。边将江彬为夺取武宗的宠信以取代钱宁，劝说武宗调边军入京，后更利用武宗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心气和对塞外的好奇，说动武宗前往宣府。武宗到达宣府后，立刻着手营造“镇国府”。
武宗出关北巡，虽然主要是处理军务，但是仍对专制权力牢牢掌握。一方面，他将居守大权和便宜处理国事之权交付到杨廷和等内阁大臣手中，保障了政府日常的正常运行和京师秩序稳定；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阁臣们将每日的政务运到“镇国府”，以达到流动控权，处理国家重大政治事务的目的。
四、正德五年里陷江津的“贼”究竟是哪波“贼”
正德五年，“夏四月庚寅，安化王寘鐇反”。如果说是安化王叛军的话，在夏四月辛亥“游击将军仇钺袭执寘鐇，宁夏平”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剿灭了。
同年，“秋七月壬申，洪钟讨沔阳贼，平之”。沔阳贼似乎也已经被平定了。
所以“十二月己丑，贼陷江津，佥事吴景死之”里的“贼”究竟是谁呢？
江津和后文中的营山位于今天的重庆、四川地区，正德六年，也有“四川巡抚都御史林俊擒斩贼首蓝廷瑞、鄢本恕”的记载，故这里的贼可能指的是正德四年里“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并盗起”的四川“盗”。
五、正德六年的叛乱潮
正德六年的大明朝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年的安化王叛乱和沔阳贼刚平，四川、江西、直隶、河南、山东、淮安、山西的贼、盗就迫不及待地起来造反。屋漏偏逢连夜雨，先有小王子扣边，后有京师地震。朝廷应接不暇。
讨贼的过程亦非一帆风顺，“冬十月癸未，贼陷长山，典史李暹战死。甲申，贼焚粮艘于济宁州。”十二月“辛丑，贼掠苍溪，兵备副使冯杰败死。”
结果是“自畿辅迄江、淮、楚、蜀，盗贼杀官吏，山东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绝”。
六、武宗之死
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给了武宗很好的借口南下平叛，但其真实目的应是南巡。所以在王守仁平定宁王叛乱后，“捷奏至，秘不发”。
正德十五年，“九月己巳，渔于积水池，舟覆，救免，遂不豫。”
“冬十月庚戌，次通州。十一月庚申，治交通宸濠者罪，执吏部尚书陆完赴行在。十二月己丑，宸濠伏诛。”武宗给宁王定罪的地点不是京师，而是通州，可能明武宗此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故他要把后患尽早除去。
“甲午，还京师，告捷于郊庙社稷。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初献疾作，不克成礼。”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武宗一个北方人，冬天在南方落水，加上多年的放荡生活对身体造成的损害，感染肺炎，进而不治，是完全有可能的。
十六年三月，“乙丑，大渐，谕司礼监曰：‘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武宗临终前终究悬崖勒马，交代后事，令“兴献王长子嗣位”，使大明朝不至于陷入继承人内斗。当然，就笔者看来，这里的遗照应不是武宗亲自立下的，而是其授权杨廷和与太后商量选定继承人。
七、武宗究竟是“明”是“昏”
谥号、庙号系统，是中国古代对君主、重臣的盖棺定论。南北朝以前，谥号意义较为朴素，庙号的审核更是严格。自唐以后，谥号系统崩坏，故后世多以庙号称呼唐朝以后的皇帝。当庙号的使用更加广泛后，庙号的意义便产生了更多原义以外的含义。比如汉武帝之“武”和明武宗之“武”就不一样，前者或许含有穷兵黩武之意，却实实在在是个褒谥，意为“刚强理直，威彊敌德”。
那么从明武宗之“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大臣对武宗的普遍印象，在“武”谥的所有含义中，仅有“克定祸乱”、“折冲御侮”勉强算是武宗的功绩吧，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武宗一生平定的叛乱，两场大的都是宗王叛乱，由武宗自身引起，“御侮”倒确有其事，并且武宗还胜了，但是这里面武宗的目的更多是在立威、在玩耍，如此看来，武宗之“武”就十分玩味了。
一般来说，在乱世、国战、政权初建时期，君主以保障社会的稳定、生产的恢复、百姓休养生息为目的的集权，然后施展作为，这算是明君。那么在治世，什么样的皇帝算是明君呢？无为、放权、明察、明断的仁爱之君是士大夫及百姓所赞颂的明君，武宗的父亲孝宗就是这么一位明君。倘若欲“有为”之君碰上治世里成熟的士大夫系统，那么就会产生君臣嫌隙，互相争权。往往奸佞就在这一时期产生，其意义在于为皇帝除去掣肘，若局势超出皇帝的预期，使得皇帝手忙脚乱之后，乱世的乱因就种下了，王朝就此衰落。
所以，以此来看，武宗之“武”当为恶谥，包含着士大夫们的嘲讽、贬斥。其或许是个善于弄权、聪明的皇帝，但绝不是个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