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木匠皇帝去世前，为何评价弟弟崇祯为尧舜，魏忠贤为忠诚？
杨涟等大臣的倒下也比皇帝的倒下更加动人心魄，那才是一场悲剧，真正的悲剧。当士大夫精神的缺失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说实话，皇帝的作用便显得可有可无。他蜕化成一个符号，风干在王朝唱晚的晚风中，于事无补同时也于世无补。先说说杨涟，杨涟是一个标签，昭示着大明王朝的世道人心。
这个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的进士也是东林党的后起之秀，以追随顾宪成的风骨而励。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在天启四年六月上疏弹劾“九千岁”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一个原因。当然，四个月后，杨涟付出了代价，他被罢免，并在第二年三月下狱，经受了严刑拷打。
锦衣卫动用了很多酷刑，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见《碧血录》),情状令人不忍直视。还有赵南星，赵南星在民间有很高的声望，与邹元标、顾宪成称为海内“三君”。魏忠贤最初也不想与他为敌，而是试图拉拢利用。他派自己的外甥傅应星去拜见赵南星，赵南星却拒而不见。
赵南星以整齐天下为己任，曾告诫魏忠贤说：“主上冲龄，我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由此遭到魏忠贤的打击报复。天启四年，赵南星被发配代州，三年后死于流放地。继杨涟之后，又一王朝的风骨轰然倒下。再说说高攀龙，他是明代著名学者，东林党骨感。他二十五岁时追随顾宪成一道讲学，于程朱理学多有钻研。
顾宪成去世后，高攀龙成为东林党首领，世称“顾高”。天启四年八月，高攀龙拜左都御史，因揭发御史崔呈秀贪腐之事得罪魏忠贤，于同年十月罢归。后因崔呈秀挟私报复，派锦衣卫缇骑前往无锡欲逮捕高攀龙回京，高遂于天启六年三月十六日写下遗书，“衣冠赴水”而死。
最后说说左光斗，他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天启四年拜左佥都御史。因为与杨涟共同弹劾魏忠贤，又和高攀龙一起揭发御史崔呈秀贪腐之事，左光斗被罢免。天启四年十月下狱，天启五年八月在狱中去世。左光斗生前与杨涟两人为朝局着力深巨，朝野并称其“杨、左”。
事实上东林党人在天启年间的集体凋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正邪之争的必然结果。皇帝既然是非典型皇帝，以避世、不争为人生趣味，朝局自然邪气盛行，正气不存。魏忠贤的追随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说。其中“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等五人；“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等五人。而“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也是各有其人。
他们反映了一个王朝的阿附气味和彷徨品质。天启五年(1625年)十二月，御史卢承钦为了取悦魏忠贤，仿《点将录》构致东林党人关系图。他称“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酬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
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由此一轮新的打击呼之欲出。这样的打击不仅仅体现在器物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层面上。左都御史邹元标与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在京创建的首善书院被毁，紧接着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地书院俱毁。
邹元标、冯从吾、孙慎行、余懋衡、周宗建、张慎言、黄尊素、邹维琏、卢化鳌、熊明遇等东林党人被先后罢免。大明王朝在精神层面上集体走向沉沦，最终导致万劫不复。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书生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发炮击伤努尔哈赤。此举意外改变了大明王朝垂直向下的走向，病入膏育的王朝这才获得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
紧接着是第二年夏天，天启皇帝在西苑乘船游玩时意外落水，虽然没有马上致命，却仿佛证王朝底气到底虚弱得可以，随时可能自己打败自己，死亡只是时间闷题罢了。而天启皇帝朱由校也果然不争气，没有挺过天启七年的夏天。八月二十二日驾崩前，木匠皇帝朱由校他对三个人做出评价。
评价弟弟朱由检（后来的崇祯皇帝）为“尧舜”,暗示其可以继位。评价太监王体乾“勤练”,评价魏忠贤“忠诚”。这样的评价，可谓出人意料。而《明史》在若干年后则对当事人熹宗朱由校做出评价，称他：在位七年，妇寺窃权，滥赏烂刑，忠良慘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见《明史卷二十二天启帝本纪》)。如此，在相互评价当中，历史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它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