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时期，阁臣的军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阁臣权力在军事方面的扩大表现有决定将领的任免和奖罚、指挥军事作战和布局、制定边防政策。

万历前十年（1573年-1582年），张居正手握大权，进行以加固边防为主的军事改革，他多采用和边防大将书信往来方式，干预边防事务，还在朝中为其任用的将领树立权威，给予权力上的支持。

到了万历中后期时期，明神宗亲自主持万历三大征，内阁参与度较低，万历末年蓟辽战役，迫使明神宗和内阁做出决定，然而，此时明神宗已是病入膏肓，全靠阁臣方从哲制定策略。

天启朝内忧外患，明熹宗任命孙承宗兼任兵部尚书和阁臣双重职位，在双重权力加成下，任免优秀军事将领，停用无庸之辈，督师辽地，一时权势上升。

隆庆元年，明王朝内忧外患，北部鞑靼入侵，南方岑猛叛乱，东南沿海倭寇不断。

张居正认识到改革军事和边防的重要性，因此他对军事方面的改革，从隆庆一直延续到万历。

张居正在推行军事改革时，张居正多采用和军事将领书信往来的方式，跳过繁琐的流程和审批，对军官或巡抚提意见，而实际上是下达指令。

例如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长秃盗犯蓟镇董家口关城，蓟镇总兵官戚继光擒获长秃。

逼迫长秃犯事的朵颜三卫酋首长昂和董狐狸因惧怕戚继光，前来投降，请求赦免长秃。

张居正在得到蓟镇巡抚王一鹗的报告信后，回信道：“长秃生擒，亦制长昂之一机，幸惟留意审处，务使之畏威怀德可也。蓟中羽翼未就，未可高飞，此辈不得不羁縻而用之，但须审查顺义之情，以为制驭之术耳。”

王一鹗将张居正要求施行羁縻政策的指令传达给戚继光，于是戚继光会同副总兵史宸，亲自去喜峰山口安抚长昂并释放长秃。

明初制定军事行动时，先由兵部奏请委派某一都督府某一都督率兵出战，后调分归其指挥的都司、卫、所的兵丁。

在军事行动结束后，将帅要归回原都督府，兵丁归回原工所建制。

这种做法大大减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张居正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任命地将领既有才能，就职时间也长，如谭纶、戚继光。

同时为保证他任命的将领有足够将权，他还致信地方其他官员协助将领办事，如张居正给凌云翼致信：“戚之声名，虽著于南土，然观其才智，似亦非泥于一局，而不知变者。

且既已被镇守之命，有封疆之责，岂宜别有注画乎？今人方以此窥戚之衅，恐不知者又将以为口实也。

公如爱戚，惟调适众情，消弭浮议，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于国家多矣。”他属意凌云翼帮助戚继光抵挡他人非议，不要让戚继光因他人议论分心，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边防事宜。

在将领功过奖惩方面，张居正也是力排众议。

例如宣镇府总兵赵苛，曾防御失利，后在塞外大战中又大获全胜，缴获一百多匹马，张居正认为他功大于过，便升赵苛为大同总兵，荫子正千户。

张居正对赵苛的破格奖励，引起文官激烈反对，因破格奖励只有皇帝能下，兵部和内阁都没有这个权利。

由此可见，张居正权力之大，也正是由于他对优秀军事将领的强力支持，使得军官们能够卯足力气，心无旁骛地处理军务和保卫边防，保证了明朝边境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张居正军事方面的改革，促进了边界地区稳定和发展，使明王朝得到了短暂的安定，同时也产生了戚继光、王崇古等一批优秀将领，被后人所称颂。

只是明神宗荒废朝政后，疏于治理边地和管理边防，导致长城修建迟缓，边地频频遭受侵扰，最终后金崛起，王朝危机。

明中后期军事战争最重要的是“万历三大征”，也是明神宗为数不多的功绩之一。

明神宗亲政后通过清算张居正，树立君主权威，压制阁权，因此阁臣在万历三大征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三大征之后，明朝算是进入短暂休整期，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爆发辽东边事，给明王朝重重一击。

作为朝堂中心的内阁，此时仅有首辅方从哲一人，他不断上疏皇帝请求发放军饷或处理政事，然而他的奏章批复只有两个字：“不报”，空有救国之心却无权无势。

方从哲，字中涵，祖籍浙江省湖州府德清县（今浙江省德清县）。任万历、泰昌两朝内阁首辅。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吴道南致仕，方从哲开始艰难的独相之路。

方从哲无论是关于辽东战事、请求补官或请皇上料理政事的奏章，基本上都是留中状态。

然而，在辽东战事紧迫、明神宗又久病不愈的情况下，方从哲的阁权得到短暂扩大，他却用这仅剩无几的权力，干了件足以摧毁整个明王朝的大事。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抚顺沦陷，守将王命印战亡。

随后出战的总兵官张承荫、副总兵颇廷相等人均战败而亡，引起朝堂上下的重视。

于是朝臣合议决定起用前辽东经略杨镐为兵部右侍郎，奔赴前线。

同年冬天，各地援兵大批集结，杨镐便产生了进兵的打算。

可当时天有异象，突发地震，让朝中大臣惶惶不安，特别是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人，“辅臣方从哲、兵垣赵兴邦皆不知边计，发红旗催战，从哲复遗镐书促之。”在方从哲不断示意下，杨镐于第二年二月誓师开战。

然而由于杜松私自行动，提前渡过浑河，误入敌人埋伏圈，直接全军覆没，导致四路军队无法集合，刘铤又因被派出地方偏远无法及时获取军情，亦全军覆没，萨尔浒之战宣告失败。

战败消息传回朝廷，京师大震，言官在弹劾杨镐、杜松的同时，也弹劾方从哲肆意催兵，御史杨鹤言：“辽事之失，不料彼已，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

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虽然方从哲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不可磨灭的错误，但他在军事筹备上也有可取之处。

辽东战事吃紧的时候，估计筹备百万两白银才够援兵之费。

方从哲便奏请明神宗：“发内帑银五十万，共成百万，以充援兵之费。此但为一时防御计，未尝议及大举也。”

而神宗只是发帑金十万以应急，方从哲认为神宗此举，虽人心感激，然杯水车薪，请奏再拨内库盈余以应军需。

然而，明神宗却以内库不足予以拒绝。

其后方从哲屡次奏请发帑，并亲赴宫门求见神宗，但仍然不得见。

帑金紧张库存不足，朝廷拿不出足够的粮饷支撑杨镐大军长期驻扎，这也是方从哲催兵原因之一。

关于练兵，方从哲极力劝谏皇帝：“今山狭民兵已到者，见在通州昌平等处，不惟虚糜粮饷，而约束无人，不免散处，为地方扰，未得其力先受其害。岂计之得者，乞速给光启敕书，俾训练新兵以资防御，亦固本销萌之要务也。”

既察觉到了练兵对于强化军队的重要性，又能看到徐光启在练兵方面的过人之处，可见方从哲的见识并不浅陋。

他还多次上疏明神宗，建议皇帝上朝处理政务，召集官员共同商议辽东事宜“修内治以御外侮，或者犹可补救于万一”。

在方从哲的奏章中，多次出现“犹可救危辽于万一”，其救国之心可窥一斑，可这些奏疏如同泥牛入海，没有引起皇帝重视。

《明史》中评论方从哲：“明之亡，神宗实基之，而从哲其罪首也。”将明朝灭亡原因归咎于方从哲的错误指挥。

其实不然，彼时的明王朝经过万历三大征之后，国库已经消耗殆尽，加上常年疏于治理，地方征税也收不上来。

方从哲深知继续耗战下去，国家拿不出多少孥金，凑不到大量粮饷，根本无法支撑军队的庞大支出。

面对日渐严峻的辽东战事，他也深知自己军事能力不足，因此催兵的决定也是同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共同商议的结果。

方从哲已尽他所能去支援和协助，可这时内阁行政权力被皇帝压制的太过严重，不断留中的奏疏，持续缺员的内阁，都使得阁权急剧下滑，无法发挥正常的政治职能，力挽狂澜拯救明王朝于危急。

万历末年萨尔浒战败，熊廷弼奉命担任辽东经略，却与辽东巡抚王化贞不和，终致广宁沦陷，辽东危急。

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紧急任命孙承宗担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政，并“命以阁臣掌部务”，这是皇帝给孙承宗的一项特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阁权和兵权，这在有明一代阁臣中属于极少数。

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明高阳（今属河北）人。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属文臣出身。天启元年（1621年），以左庶子担任日讲官，颇得皇帝赏识。

次年，进入内阁。因为有明熹宗支持，初入朝堂的孙承宗就有着不小的权势。

他首先对朝中武将进行了整顿。他请求将熊廷弼和王化贞一同审判，避免熊廷弼遭奸人迫害，纠正朝中官官相护的风气。

逮捕四川兵乱祸首明时举和李达；缉查辽东巡抚方震孺、登莱监军梁之垣、蓟州兵备邵可立，“以警在位之骫骳者”；就王在晋提议在旧城外修建新城一事，亲巡山海关，回来如实上报并提出反对意见。

上述官员基本上都受到了相应的处分。

另外，孙承宗还向明神宗提携阎鸣泰为辽东巡抚，替马世龙请求尚方宝剑，这些皇帝也一一应允。

皇帝在让孙承宗督察山海关以及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时，予他便宜行事之权，以不受朝臣制约，这就避免了孙承宗下达的军令被篡改或留中的可能。

在军事决策上，他上疏“抚西部、恤辽民、简京军、增永平大帅、修蓟镇亭障、开京东屯田数策”得到了明熹宗的褒奖。

他还提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主张，将重点放在加固辽东边防上。

在得到明熹宗充分肯定后，孙承宗主动请缨，督师山海关。

整顿山海关防务，修筑宁远城，修复城堡，恢复辽河以西失地等等，在孙承宗的努力下，努尔哈赤不敢轻易用兵，保边关三年无恙。

但是，孙承宗将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山海关，却忽略了朝内局势。

届时，魏忠贤权势大炙，意欲拉拢孙承宗，被拒绝后魏忠贤便有意陷害孙承宗。

他担心孙承宗拥重兵在外，对其不利，便“汰其兵将，每事掣肘。

自辛酉至甲子，诸将校哨边所斩零级至一千八百五十有奇”。

之后，魏忠贤还频频制止孙承宗面圣。

孙承宗到达关外时，请求入朝面奏边事，魏忠贤感到害怕，竟然“逐矫旨勒承宗还镇”。

魏忠贤始终忌惮孙承宗，诬陷他偏袒东林，与东林党有密切关系，终使皇帝起了疑心。

天启五年（1625年），明熹宗下旨勒令孙承宗致仕。阁臣权力的大小与皇帝喜好程度密不可分。

在明熹宗支持下，孙承宗既是内阁辅臣，又是督边大将，既能行使阁臣职权又能掌管兵部事宜，可以说是阁臣权力与兵部尚书权力的结合，之后的杨嗣昌亦是如此。

然而魏忠贤起势之后，矫旨对其进行打压，迫使孙承宗致仕。

好在崇祯时期又重新启用了孙承宗，才使优秀将领免被党争埋没。

万历、天启两朝离崇祯时期最近，影响最直接。

在权力扩大具体形式上，阁臣与宦官合作、利用部权扩大阁权、危难之际独揽大权、票拟权普遍化等都被崇祯时期阁臣所效仿。

万历至天启时期阁臣由大权独揽逐渐缩小，对崇祯时期阁臣政治权利扩大起到反向推动作用；阁臣由最初的干预军事到直接担任军事将领带兵作战，军事权力逐步扩大，到崇祯时期依然呈上升趋势直至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