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谏臣”形象，在两汉文人的作品中，有什么不一样？

屈原最初是作为楚国仕途失意的士大夫身份出现在文人视野当中的。不过，两汉士人在审视屈原的同时，同时还沾染了自身的情感色彩。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屈原被士人塑造成为忠臣、谏臣、节士等诸多文学形象。这些形象的生成与变迁，与两汉士人身份认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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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屈原为谏臣，是两汉人依据自己的见解对其进行了塑造，这一形象并不符合屈原人物原型，也与屈原作《离骚》、《九章》的目的并不相同。

那么，两汉士人是如何以谏臣的形象来塑造屈原的、其背后的历史原因如何，下面我们将进行讨论。

屈原创作辞赋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抒发一己之情，其在《九章·惜颂》中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明确地提出自己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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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屈赋的内容来看，屈原在作品中往往是在抒发自己政治之感以及忧国忧君的情怀。但现实的困境是楚怀王听信谗言，贬黜屈原，屈原空怀报国之志，却无处施展。

于是只好向重华陈辞，仙游方外，或是请求灵氛为自己占卜前途，都可以说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控诉和情绪的排遣。

淮南王刘安评价《离骚》说：“《国风》乐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认为《国风》《小雅》都是抒情之作，而其所言之情都恰到好处，这也正是《离骚》所具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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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安看来，《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的优点，而刘安所提及的《国风》《小雅》，并没言其讽谏之功，而是侧重其抒情言志的一面。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虽然竭忠尽智以侍奉楚王，却遭受贬谪，这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之情，成为屈原创作的直接动因。

这《诗经》被汉儒赋予了美刺的政治功用，而作为古诗之流的辞赋，也自然具有与之相近的作用。由解读《诗经》的立场来审视辞赋，则辞赋也就被赋予了讽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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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离骚》与《诗经》相类比，强调其讽谏国君的作用。由于辞赋是进谏国君的作用，创作辞赋的屈原也自然被赋予了谏臣的形象。司马迁将屈原与贾谊合传已经初见端倪。

在创作实践方面，两汉士人也往往通过骚体赋对君主表达自身进谏之义。东方朔作《七谏》，王逸言其义说：“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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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之作《九叹》，也有与屈原相近的政治之感。在司马迁看来，屈原之作《离骚》，从动机上说是为了抒发忧愁忧思之情，从作用上说则具有一定的讽谏作用。

与此同时，两汉士人对于赋具有讽谏功能的认知，使其将屈原视为进谏之臣的特别代表来看待，使得屈原作为谏臣形象成为两汉士人借鉴的标杆。

屈原《离骚》中有不少“从容辞令”之语，这点毋庸讳言，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曾指出屈原赋具有讽谏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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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屈原在作品中对楚王的抨击也是十分激烈的，《离骚》言“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便是如此。

汉景帝时期晁错主张削藩，最终被判腰斩，谒者仆射邓公对景帝说：“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汉武帝朝，公卿大臣更是往往因直言进谏而被下狱处刑，司马迁为李陵说情便触怒武帝而被判腐刑，颜异曾因“腹诽”而被诛杀。

这些现象一方面导致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另一方面也迫使士人不得不避免直言劝谏，而是采用更为温和的手段，也就是讽谏国君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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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作目的在于讽谏，颇有可取。随着儒学官方学术的确立，两汉儒生还从理论的角度对讽谏的合理性进行了阐释。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认为，臣下要有意识地彰显国君的优点，不能掩盖国君的美名，因而忠臣进谏国君，要采用讽谏的方式让国君有所感悟，以维护国君的形象。

《诗经》之风是通过委婉的方式劝谏国君，并不直言斥责，且能够引起国君的注意和警戒。在《毛诗》看来，《诗经》中有许多篇章创作的目的都是为了讽谏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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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雅·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於谗，故作是诗也。”《诗经》讽谏的功用，不仅仅在理论上得到了阐释，其在现实政治中也得到了认同。

“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认为屈原彰显国君之过错，有失臣下之身份。这些观念，可以说是两汉士人独取讽谏的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充斥在两汉士人的诗学观当中。

屈原作为谏臣的典型代表，其激切之语并没有完全得到两汉士人的认同，因而两汉士人在骚体赋创作过程当中，有意识地弱化屈原的激烈言辞，而以一种更为和婉的语气代替，以求达到讽谏国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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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骚体文学多通过引用古代先贤劝说国君亲贤远佞。屈原在《离骚》中曾经追慕古代君贤臣忠的理想治世，先后列举傅说、吕望、宁戚等人的事例，指出如果心中好善，那么就会自然得到国君的任用，以此勉励自己保持坚贞的人格意识。

列举百里奚、伊尹、吕望、宁戚、伍子胥、介子推等人的故事，说明忠信之人往往因坚持忠贞而死节，至于那些奸邪之人却能够蒙蔽国君，逍遥法外，这些都是国君不察贤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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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骚体文学多通过引用古代先贤劝说国君亲贤远佞。意在表明心迹，说明君子虽然贤能，却未能得到重用的现状。

屈原在《离骚》中以香草比喻怀王、恶草比喻奸邪。屈原开篇言“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以“荃”喻楚王。这些香草变性为恶草时，屈原直言不讳地对其进行了批判。

屈原作品中的许多内容都表达了其进谏国君的意旨，即使那些激烈之言辞，也是屈原激切进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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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两汉士人对屈原谏诤的方式颇有争议，而随着儒学官方地位的确立，以及学术影响波及，讽谏逐渐成为士人最为推崇的进谏方式。

因而两汉士人在骚体文学作品中，按照其理想的方式对屈原谏臣的形象进行了重塑，使之成为一位委婉进谏、不与国君当庭辩争的温和形象。

而屈原在《离骚》等作品中的激切之语，则被王逸《楚辞章句》中通过“依经立意”的方式得到了合理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