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夏朝开始，每建立一个朝代都会有自己的国号，只要这个朝代不亡，国号就一直存在，所以，取国号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

历史上也常会看到后世王朝沿用前王朝国号，在宋代以前，大一统王朝的国号基本都被后世的割据政权使用过，比如李元昊建立的西夏、郭威的后周、苻坚的前秦、姚苌的后秦、刘知远的后汉、李存勖的后唐。

但问题出现了，没有一个政权是以“商”为国号的，这是为什么呢？

商朝为什么以商为国号

想弄清楚后世为什么没有以“商”为国号，首先要知道“商”是如何成为国号的。这就要从商朝的始祖契说起了。

中国封建王朝的开国君主都喜欢给自己找一个非同凡响的爸爸，以证明自己是“天选之子”，让老百姓心甘情愿的接受自己，比如汉高祖刘邦就给自己找了个“龙爸爸”，《史记》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这种传统在三代时就已存在，《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说简狄跟姐妹在泡澡的时候有个燕子衔着一枚鸟蛋扔下来，简狄看见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误吞之”，然后就怀孕了，生了个男孩，起名为契！

契长大以后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当时的首领舜就把“商”这个地方赐封给他。《史记·十二本纪·殷本纪》：“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

商地的百姓当时还未开教化，舜建议契要施行宽厚教育。契到商地走马上任以后，时刻谨记舜的教诲，兢兢业业，把地方治理得很好，从此扎根于商地，“商”也从地名成为契所统领的部落名称。

商汤

从契至主癸在商地主政了十四代，已经发展成黄河下游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直到成汤迁居到亳，凭借祖先积攒的强大实力，伐夏灭桀，成为华夏新的统治者，“商”自然也成为新王朝的国号。正如王国维在《观堂林集·说商》中云：“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

商朝与商人

商国能够在成汤时一举灭亡夏朝，祖先的积累十分重要，因此商朝人十分重视对先王的祭祀，而祭礼最盛的要数对契的十世孙王亥，一次祭祀就要三百牛，卜辞中多次称亥为高祖或高祖亥，说明亥在作为商国首领时所开创的事业对商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管子·轻重戊》中记载商人的祖先相土和王亥分别驯服了马和牛，作为家畜饲养并用来拉车运货，这对当时的社会无疑是一伟大的创举。饲养马牛增加了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的数量，带来了剩余生产资料，而且用牛车、马车代步，人们就可以承载剩余物资向更远的地方活动，与其它部落交换，这就产生了商业贸易活动。

商朝势力图

王亥作为部落首领，非常有远见的抓住了这一机遇，他亲自率领族人赶着牛羊与外部落交易。他最后一次贸易是与黄河以北的有易氏，但是有易氏可能想来一招空手套白狼，杀了王亥，并强占了他的货物。贸易危险的一面并没有让商人害怕，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利用多年贸易交换的积累打败了有易氏，进一步扩大了领土。王亥从事贸易被杀害的记载是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商业和贸易行为的最早记载，所以，王亥又被称为“中国商业的鼻祖”。

王亥塑像

商朝人从事贸易往来的范围也随其部落的强大而扩张。《诗经·商颂·长发》有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说明其活动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海上。在出土的商朝器物“父乙盘”“手面纹鼎”上面刻着商朝人担贝乘船在海上贩运货物的图像。可见商朝人已经具备了远洋航海的能力，并且飘扬过海的做起了生意。

并且商朝人还有着求富的思想。《礼记》记载“殷人贵富”，说商朝人讲五福，富居第二位，讲六恶，贫居第四位。在求富思想的驱使下，汲汲以求地追求财富，极大的促进了商朝经济的发展。

在商朝及周初，“商”表示的还是“商朝人、商王、商族、商民”等意思，而对做生意的买卖人称之为“贾”。比如《尚书·酒诰》中，周公就劝战败的商朝人继续从事贸易以赡养父母，“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羊厥父母”。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商朝遗民在贸易买卖领域做得非常出色，即使有非商朝遗民也开始经商，但“商人”一词的意思已发生变化，用来称呼所有的买卖人，并沿袭至今。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记载“僖公三十三年，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明确说明弦高就是一位郑国的经商人士。

弦高救国绘画。鲁僖公33年(前627年)，弦高去周王室辖地经商，途中遇到秦国军队，当他得知秦军要去袭击他的祖国郑国时，便一面派人急速回国报告敌情，一面装成郑国国君的特使，以12头牛作为礼物，犒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已经知道偷袭之事，只好班师返回。郑国避免了一次灭亡的命运。当郑国君主要奖赏弦高时，他却婉言谢绝："作为商人，忠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受奖，岂不是把我当作外人了吗？"

虽然历朝历代从事贸易往来的商业人士对经济繁荣非常重要，但统治者大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人们在世人面前失去了应有的人格和尊严。秦代的谪戍制度使商人及其子孙仅因经商的身份而被征发劳役；汉代命令禁止商人穿丝绸、坐车，并且商人的子孙也不得出仕做官；魏晋南北朝时期，商人属于贱民一类，都得带着白头巾、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以示身份；而唐和清朝也都禁止商人子孙仕宦……

因此，商人在历朝历代低下的地位，或许也是后世王朝不愿以“商”为国号的重要原因。

商与宋

既然商朝是以龙兴之地名命名，而后世也有以地名为国名的王朝，难道就没有与商朝在同一处发家的吗？

当然有。

商朝灭亡后，为了稳定商朝遗民，周武王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商都“殷”统治殷民，“殷”的位置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但是，武王灭商后不久即病逝，成王年幼，周公旦代成王摄政，但是之前被分封到殷都附近监视武庚的武王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不愿意了：都是弟弟，凭什么你坐镇中央指挥我们。于是四处散播流言诋毁周公，并且联手监视对象武庚发动叛乱。周公亲自出征，一举捣灭反叛联军！

殷墟

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把一部分殷商移民分配给周王室册封的宗室，让宗室带到自己的封地，使他们远离故土，分散其力量。又册封纣王的庶长兄微子启到商朝旧都“代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让微子负责商朝祖先的祭祀以安抚商移民。商朝旧都肯定就是始祖契所居的商地了，而宋国的国都即是现在的河南商丘，也就是说商丘就是契所在的“商”，晋朝杜预在《春秋释地》中就提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

到了公元前286年，曾强大到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国被齐国灭掉，齐、魏、楚三分宋地，商丘成为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封地。

秦汉时期，其地更名为睢阳。直到隋朝，又置宋州，该名一直使用到北宋初期。

也就是说在北宋之前，商丘经历了“商—宋—睢阳—宋”的地名演变。

商丘

那么，是否可以说以宋为国号的国家和之前的商朝一样，都是以龙兴之地商丘为国号？

历史上，以宋为国号的王朝有南北朝时期刘裕建立的宋朝和赵匡胤、赵构建立的北宋、南宋。

刘裕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汉高帝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二世孙，但是出生时汉朝已经灭亡一百多年了，他也没沾上什么好处。小时候家里特别穷，跟他同宗刘皇叔一样为了生计卖过草鞋，一直被人轻视。但是他在从军之后，作战勇猛，指挥有方，多次以少胜多，屡立军功，以寒微之身一统南方百年来的割据势力。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晋安帝“封十郡为宋公”，这十郡包括彭城、沛、兰陵、淮阳、山阳等都位于苏北鲁南一带，没有一个在商丘，也没有一个郡称为“宋”。第二年又进爵为宋王，加封十郡。到了这一步，再加封就只能当皇帝了。果然次年，刘裕就代晋称帝，以爵名为国名，称为“宋”国。

其实，从血缘民族上，他比北汉的刘知远更有资格沿用汉的国号，但是当时南朝的头号敌人是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而曹丕建立的魏国是取代了汉朝的，刘裕再以汉为国号，很有可能限在“魏灭汉”的心理阴影中，担心自己被北魏灭掉。可能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选择了“宋”为国名。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宋”与商沾不上一点儿关系。

赵匡胤

之后就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了。前文提到过，赵匡胤登基前是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在宋州，而当时的宋州就是现在的商丘，也就是商朝旧都“商”。赵匡胤当皇帝后，认为宋州是他的龙兴之地，因此以宋为国号。

可以说，赵匡胤建立的宋朝，是最接近以“商”为国号的一次。

因此，商朝之后，“商”退出国号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地被不断改名，使得被封在该地的诸侯都无法以原来的“商”为爵名，即使好不容易有个在这里起家的皇帝，还用了当时的地名“宋”为国名。

四舍五入一下，我们倒是勉强可以把宋朝看作是“商”在国号圈的最后一次辉煌。